编者按：近日，人民网党史频道连载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传奇陈云》。陈云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有“红色掌柜”、“经济管家”和党内理财能手的美誉。每当经济发展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国有难事念陈云”，亲自点将委以重任。本书描述了陈云孤苦童年与艰难求学生涯，以及他的一生。以下为本书节选：
1950年春节的前一天，陈云在自己的办公室召集一部分部长开会研究工作问题，会议结束时他特地向部长们提出：“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我建议大家春节不要拜年了，我不给你们拜年，你们也不要给我拜年，互相之间也不要拜了。放假几天干什么呢？我建议大家待在家里，泡上杯清茶，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想一想，过去这一年干了几件什么事情，哪些做对了，哪些做得不对或不完全对，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很好地总结一下。也想一想明年抓几件什么事，怎么干法？”
这就是陈云，一个善于总结经验、务实求真的陈云。
陈云早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就支持毛泽东，此后他和毛泽东一直在政治上紧密合作。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把主管财经的重任压在陈云肩上。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进入和平发展时期，陈云与毛泽东的交往更趋频繁，但由于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存在不同的观点，“不一致”的情况渐渐多了起来。其中，“反冒进”与“反反冒进”就是两人之间一次比较激烈的交往。
“冒进”是时代的产物。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非常容易出差错。当时，在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不思进取，而是贪大求快，急躁冒进。1953年，由于一些同志看到1952年经济形势比较好，头脑发热，加之没有经验，在当年的预算中多列了30亿元，结果使当年的财政出现了30多亿元的赤字，使工作非常被动。
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这种被动局面，陈云在1954年就提醒全党，大规模建设在即，我国技术力量弱，同时，一些大项目的建设要以全国力量来支持，苏方援建的那么多项目全面铺开之后，全国支持的力量也会更加分散。基本建设的大规模铺开，还要到1956年和1957年，真正紧张的时期还在后面，将来必然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他指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所谓紧张的平衡，就是常常有些东西不够。”“但紧张绝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
陈云还提出：计划搞不好，速度快了行不通，一调整反而慢了。他说，我们有些好心的同志总是希望发展速度快一些，实际达不到，一出问题就反而慢了。“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点，稳一点，少走弯路，总比走了弯路再转回来好得多。”
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再次出现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毛泽东批评了在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整个经济建设上的“右倾保守思想”，要求“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他指出：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划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应当适应地扩大和加快。
在这种形势下，各生产部门纷纷开始修改自己原定的生产计划。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人纷纷发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谈话，争相提高计划指标。1956年2月，全国第一次基本建设会议将“一五”基建项目由原定的694个增加为745个。6月，又猛增为800个。基建投资由原定的112.7亿元猛增为147亿元，占到“一五”计划总投资的30%，大大超过国家人力、物力、财力的负担能力。事实上，尽管“一五”计划的头几年经济形势较好，但当时的国力还是很弱的，按照这样的规模和速度进行建设是承受不了的。随着1956年年初基本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出现了职工人数增加过多、信贷计划突破等问题。经济工作中的各个方面都开始出现了紧张的情况。
面对这股突如其来的生产建设高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起初感到欢欣鼓舞。他甚至编了一副对联来表达自己的体会。上联是：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是：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但随着问题和矛盾的不断暴露，他便要求“用冷水洗一洗”领导者“发热了的”头脑。
当“冒进”在1956年开始在经济建设中出现时，也引起了陈云的高度警觉。作为中央财经委的负责人，陈云对国家的经济情况有着更深的理解。经过几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刚刚恢复并走上正常发展轨道，各项经济制度初步建立、关系初步理顺，现在是一步一个脚印继续踏踏实实地往前走的时候，而不是“冒进”。
陈云感到，“冒进”问题一定要及时提出来，并且越早越好。他开始呼唤人们从海市蜃楼般的陶醉中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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