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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贝格的南京百日——大屠杀中一个小人物的拯救故事

黄加佳

2014年05月22日08:28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辛德贝格的南京百日

辛德贝格在中国时的留影。

▲ 在1938年举行的第二十四届国际劳工大会上,中国劳工代表团团长朱学范在辛德贝格护照上题词——“中国之友”。

▲ 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她手中拿着“永远的南京——辛德贝格玫瑰”。新华社发

▲ 辛德贝格为这张照片写了说明:“我的几个受伤的中国士兵。”

京特和辛德贝格到厂后,立即升起了德国和丹麦的国旗,以防日军飞机轰炸。曾给京特当过8年厨师的退休老工人贾有永曾经向戴袁支回忆,京特让人在工厂北门的木桥附近,用石灰在地上画了一个很大的“卐”字。他还请附近的王裁缝连夜缝制了德国和丹麦的国旗,并在工厂附近的几个交通道口插上了“工厂保护区”的牌子,牌子上都画着德国和丹麦的国旗。

后来,辛德贝格在给友人的信中称:“我在厂里升起了中国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此外,我还让人在厂房的屋顶上用油漆刷了一面约1350平方米大的巨型丹麦国旗,这样在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我想这肯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

12月8日晚,守卫南京的中国军队全线溃退。9日,第48师第287团在梅墓一带与日军展开了激战。这是距江南水泥厂最近的一战,直线距离仅一两千米。当晚,第287团火力不支,退出梅墓,栖霞山就此沦陷。

栖霞山沦陷后,附近村庄的村民不约而同地往由德国人和丹国人镇守的水泥厂跑。据颜景和在给董事会的报告中记载:

十二月九日战事迫近栖霞,公路附近,竟成焦土,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因此来厂避难者,数以千数。职因同属国人,为良心所驱使,不得不设法收容。自十一日起至三月下旬止,共收容难民有一万五千之多……

戴袁支着手研究辛德贝格和江南水泥厂难民区的历史后,曾多次访问过水泥厂的退休老工人和附近的村民。据贾有永回忆,当时江南水泥厂的正门是北门,后门是南门。工厂三面由护厂河环绕,沿河竖有竹篱笆,只留后门供人出入。难民区在工厂厂区之外,分南北两片。

曾参与过难民区管理的徐莘农留下的书信,也证明了这一点。据徐莘农记载,难民区南片自竹篱至蒋生记推泥车轨终点止。这个范围大致是今天江南水泥厂职工宿舍——红旗新村一带。北片,东起护厂河,南至工厂北大门,西至栖霞山山脚,北至工人住房。

通过现存的历史照片可以看到,当时工厂附近的丘陵上搭着各种各样的窝棚。据曾在难民区居住过的葛正银回忆,厂里盖了芦席棚给难民住,去得早的住在芦席棚里,去得晚的,就自己找竹子搭“草披子”(草棚),铁路上和山上都住着人,估计有两万多人。

难民们从家里背来铺盖、口粮、锅碗瓢盆,有的还牵着牛。他们在窝棚外埋灶做饭。难民区里到处插着德国和丹麦的国旗。当时尚在年幼的苏国宝回忆,难民区里人挨着人,棚子挨着棚子,连解手的地方都没有。连下几天雨,就做不了饭了,人只好在棚子里干坐着。

人员密集的地方防火是关键。徐莘农在两片难民区各选了6名代表负责防火,每天他自己还要巡视一周。即便是这样,截止到1938年3月9日,难民区还是着了三次火。

难民区的生活如同炼狱,辛德贝格在给朋友的信中感叹道:“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些可怜的人是如何苦熬度日的。”

相与周旋

虽然有德、丹两国国旗的庇护,但日本人也没少骚扰难民区。1938年1月京特博士在给表兄的信中写道:“关于日本军人方面……每日来参观的人很多。”由于环境险恶,他在信中写得很隐晦,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日本人当然不是来参观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找碴儿和勒索。

颜景和后来给董事会的报告中写道:“日军占领栖霞后,即不时来厂骚扰、捣乱。一日或来数次,或数十次。”

日本人来厂首先是要搜查有无漏网的中国军人。从现有的史料看,当年水泥厂难民区的确庇护过中国军人。辛德贝格妹妹比滕家保存着这样一张照片:一个窝棚前站着7个中国男人,其中两个人负了伤。他们虽是老百姓打扮,但照片下面辛德贝格用丹麦文写着:“我的几个受伤的中国士兵。”

当时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骑兵队兽医罗祚威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他曾回忆,栖霞山沦陷后,日本骑兵分散到各村庄搜查掉队的中国军人,边搜查边烧房子。他们逃到江南水泥厂,守门的工人一听他说的是北京话,连忙说:“我们都是老乡,快进门来!”这位北京籍的工人把他们安置在一间大屋里,并向一个外国人做了介绍。后来,这名外国人每天带罗祚威他们到河边去打捞死尸,葬在江边的小山坡上。罗祚威一共打捞起8具尸体,“全是被火烧过的残骸,面目都辨不清了。”

戴袁支对记者说:“大屠杀期间日军并没有放松对江南水泥厂的搜查。京特和辛德贝格掩护这些没有武器的中国军人是冒着很大风险的。”

日军骚扰江南水泥厂的另一个目的是混吃混喝。对于这些没事儿找事儿的日本兵,辛德贝格和京特只能“殷勤招待,相与周旋”。应酬日军之费,每月高达三四百元之多。

同时,辛德贝格和京特也成为难民区和附近村庄妇女们的保护神。居住在林山村的村民郭世美曾回忆:“有日本人来糟蹋妇女,报告厂里外国人,丹国人就扛个旗子出来,说几句,日本人就走了。”这个丹国人自然就是辛德贝格。

1937年12月,日军全面控制南京后,留守在南京的各国友人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席就是约翰·拉贝。12月20日,辛德贝格借运送伤员进城就医的机会认识了拉贝。为了方便往返水泥厂和南京城,辛德贝格向拉贝借了一辆福特汽车。从此,他便经常往返于南京城和栖霞山之间。曾经搭辛德贝格车的斯迈士记得,有一次车开到半路,有个日本兵坐进辛德贝格的车里,他们进城时异常顺利。从此,辛德贝格得出一条经验:“如果车上没有日本兵,几乎不可能进得了南京的城门。”

在与日本人的周旋中,辛德贝格良好地运用了自己的交际手腕,以至于一段时期,他成为惟一能开车往来栖霞山和南京市区的人。

江南水泥厂地处农村,相比南京城更容易搞到食物。因此,辛德贝格经常开车给拉贝他们送食物。1938年1月23日,拉贝在日记中写道:“辛德贝格又来了一趟城里,带给我6只蛋和20只活鸭,其中3只因为熬不过上班的几个小时,在袋子里断了气。厨师说:不要紧,还能吃!”

辛德贝格送来的不单是食物,还有难民的请愿书。1937年12月20日,他第一次去南京城时,拉贝等人正在整理日军暴行的案例,准备起草请愿书,交给日本大使馆。受此启发,辛德贝格立刻回到栖霞山,草拟了《栖霞山难民致日本当局的请愿书》。拉贝将两份请愿书一起递交给日本南京使馆。在当天的日记中,拉贝写道:“日军士兵在栖霞山的所作所为同在南京一样恶劣。”这显然是他看辛德贝格带来的请愿书后的感慨,可惜他并没有把这份请愿书收录在自己的日记中。

然而,递交到日本大使馆的请愿书没有起到丝毫作用,日寇在南京城郊的烧杀抢掠,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小医院

在辛德贝格和江南水泥厂职员颜景和、徐莘农的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江南水泥厂曾经设立过一个小医院。小医院的设立,源于辛德贝格几次送伤员进城受阻的经历。

1938年1月14日,一个被炸掉一只眼睛、全身受伤的小孩被送到江南水泥厂。孩子的父亲说,日本兵在他们村里抢粮食。他们抓不到鸡,就用手榴弹炸鸡。一只手榴弹在孩子身边爆炸,把他炸成重伤。见孩子伤势太重,辛德贝格决定把他送到南京城里去诊治。可走到南京中山门,守城的日本兵不让他们进城。辛德贝格不死心,又绕道太平门,径直闯进城,直奔金陵大学医院。

眼看越来越多的伤员涌入水泥厂,辛德贝格和京特决定在厂里建一个小医院。颜景和的报告中记载:“地方民众,避乱难民,受枪弹之伤,以及患染疾病者,不知凡几。职目睹心伤,特设立医院,以供施疗。医士及药品,由辛波君赴京,向鼓楼医院、红十字会接洽,派护士二人来厂担任诊治,药品亦由该会供给。”

到小医院就诊的伤员为数众多,且伤势惨不忍睹。目睹了一幕幕人间惨祸后,辛德贝格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录。这份记录被称为“辛德贝格案例”,现存于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这些案例至今读来仍触目惊心。

12月16日,辛德贝格等人被一个农民叫到附近的村庄。他看到,一个年轻人的头几乎被砍掉了。年轻人的家属告诉他,这个年轻人原本已经躲进难民区。一天他和伙伴回村取粮食,正好碰到日本兵扫荡。日本兵硬说他是中国士兵,要处死。他们本想用刀砍下年轻人的头,可年轻人的衣领比较厚,头没有被完全砍掉。日本人把他丢下,让他自生自灭。由于伤势太重,年轻人挣扎了半个月,还是在1938年元旦去世了。

辛德贝格不但用文字记录下日军的暴行,还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约翰·马吉牧师请到水泥厂。

在南京救助难民的国际友人中,约翰·马吉鼎鼎大名。他不但担任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而且还用手中的16毫米摄影机拍摄下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马吉拍摄的4盘胶片、共105分钟的镜头是迄今为止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惟一的活动影像资料。其中,就包括一组“栖霞山之行”。

“栖霞山之行”的第一个镜头是几个农民抬着一名伤员进入一个小院,解说词说:“这是乡下人把伤员运往南京近郊的急救医院的情景。摄于1938年2月17日。”

江南水泥厂厂长助理张新华把记者带到水泥厂的一处院落前,告诉记者,这个小院就是当年的小医院。他指着院前的小路说:“影片中那几个农民,就是从这条路走过来,拐进小院的。”

不过,眼前的小路已从当年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影片中,江南水泥厂的标志性建筑——两层圆柱状锥顶小黄楼,如今也被郁郁葱葱的行道树遮住了。当年,院落中的一棵小松树,现在已长成参天大树。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70多年,周边景物也变化得翻天覆地,但还是能依稀捕捉到当年的影子。

马吉拍摄的5号影片中,还有一组镜头是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正在走廊上给一位伤员上药。这个镜头,很久以来都被认为是在南京鼓楼医院拍摄的。经戴袁支考证,它是在江南水泥厂小医院走廊第3和第4根廊柱之间拍的。这些廊柱是由不规则石料砌成的,每块石块间的水泥勾缝都不一样。他把影片中的廊柱和江南水泥厂小医院的廊柱进行了仔细对比,发现花纹完全吻合。“这些廊柱证明,这组镜头正是在江南水泥厂小医院拍摄的。”戴袁支说。

106天的守护

虽然小医院救死扶伤,泽被一方百姓,但随着医院规模扩大,就诊人数日益增多,辛德贝格与京特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

辛德贝格刚开始在厂里搞小医院时,京特是支持的。他还从周边村庄找来中医参与救治。后来,前来就医的人越来越多。据徐莘农记录,每天前来就医的总有七八十人,再加上抬担架和前来探望住院者的,每天至少有200多人出入医院。工厂的门禁,形同虚设。当时栖霞山附近土匪横行,京特担心有贼人假扮成患者混入工厂,图谋不轨。京特认为,他们的职责首先是守护水泥厂,庇护难民乃是副业,他主张将小医院迁到水泥厂外去。可是,一手操办小医院的辛德贝格不同意。水泥厂外乃是荒郊野地,除了难民们自己搭的窝棚,没有别的房屋。当时正值隆冬,辛德贝格认为,只有厂里的水泥房屋能够当医院。

辛德贝格与京特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据说,脾气火爆的辛德贝格在一次争吵中竟用武器威胁了京特。3月中旬,京特给身在上海的水泥厂经理们写信称:不能与辛德贝格共事,要求厂方把他调走。

接到信的水泥厂副经理赵庆杰,立刻联系了F·L·史密斯公司中国代表处,希望丹方能够另派一人协助京特工作。于是,F·L·史密斯公司选派丹麦人艾纳·尼尔森接替辛德贝格的工作。为此,F·L·史密斯公司还多给了辛德贝格一月的工资,作为违约金。

辛德贝格在江南水泥厂难民区只呆了106天,但这106天正处于南京大屠杀最血腥的时期。1938年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日本占领军的逼迫下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为一个救济机构,安全区也随之解散。3月份以后,南京城郊的难民区规模渐渐缩小,难民们也相继回家去了。

辛德贝格虽然走了,但是栖霞当地百姓们并没有忘记他。1938年12月,京特去上海时,栖霞山的乡绅请他带给辛德贝格一块白色丝巾,上面绣着四个大字:见义勇为。丝巾的右上角绣着:“辛佩先生惠存”。

辛德贝格离开南京时,日本人对他的身份产生了很大怀疑。1938年3月23日,也就是辛德贝格离开南京的第三天,美籍教授贝茨到日本大使馆申请旅行许可证。接待他的田中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辛德贝格的事,并且直截了当地问,辛德贝格是不是摄影师?

日本人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去南京前,辛德贝格曾给英国著名战地记者史蒂芬斯当过助手。1937年11月11日,在上海战场采访的史蒂芬斯惨死于日军的枪口下,辛德贝格也就此失业。这才有后来他接受F·L·史密斯公司的聘任前往南京的事。与史蒂芬斯一起工作的时间虽然短,但对辛德贝格影响很大。在南京,他拍了不少照片。

已故的江南水泥厂老职工王振庭曾告诉戴袁支:“都说辛波胆子大,开车在外面跑,看到什么就拍。”有一次,王振庭在厂俱乐部的茶几肚里发现了一本相册,里面全是记录日军暴行的照片。王振庭记忆最深的两张照片是一个中国士兵被日本兵杀害在水塘里和一个被杀死的小孩。

直到2005年,戴袁支才在辛德贝格侄女玛丽安妮的帮助下看到了这些照片。“虽然相隔60多年,但那些画面仍然触目惊心。”戴袁支说。

后来,戴袁支在一篇辛德贝格父亲写的文章中发现,1938年6月辛德贝格曾在瑞士日内瓦放映过马吉拍摄的影片。

1938年6月,辛德贝格在日内瓦与阔别已久的父亲相聚。当时,第24届国际劳工大会正在日内瓦召开,中国派出了以朱学范为团长的代表团。在朱学范的邀请下,辛德贝格在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放映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片。6月3日晚,国际联盟成员代表、各国记者约100多人参加了放映活动。放映前,辛德贝格坚持要求妇女、儿童离场。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在影片播放和讲解的几个小时中,不少观众流下了眼泪。这大概是南京大屠杀的影片第一次在国际上公开放映。

在南京的短短106天,辛德贝格写下了最辉煌的人生篇章。在那个血流成河的人间地狱,他给无数绝望中的中国人带来了生的希望。

参观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后,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把一枝用辛德贝格的名字命名的黄色玫瑰,插在和平树下。正像她在初到南京时说的那样:“我们无法改变残酷的历史,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学到经验和教训。今天,我们纪念他,不但要回顾过去,还要面向未来。”

参考书目:《1937—1938:人道与暴行的见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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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常雪梅、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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