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难忘的峥嵘岁月在胡济邦心中刻下永不磨灭的迹痕,她打开记忆的闸门,深情回忆:
在苏德战场上,我带着爱,带着恨,真实地记录下许多战时的实况。1941年冬,德军入侵斯摩棱斯克城,乡下的村庄一个个被毁灭,老人和儿童被甩到旷野冻饿而死,斯城周围30英里内尸横遍野。幸存的人住在山洞里,用木屑做的面包充饥。潘亚是一个健壮的农村姑娘,她逃进了大森林,遇到了约查和亚琴。三个妙龄女郎竟然组成了一个游击队。我和埃德加?斯诺先生在斯摩棱斯克森林中遇到了她们。她们说:“我们无法容忍德国鬼子,现在只有一条路,在森林里当猎人。”我问:“猎物多吗?”她们笑了:“德国人就是猎物呀!”这个姑娘说得好凶险。我问她杀过人吗?她说她开枪打倒了德国鬼子。那不是人,是纳粹!看见如此英勇不屈的人民,我对斯诺说:苏联必胜,德军必败。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刚刚结束,嘹亮的军号还在战地上回荡,城下硝烟未散,胡济邦即和斯诺、英国记者夏庇若一同获准前往斯大林格勒采访。
那是1943年初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胡济邦带着烟酒和自己包的饺子乘军用飞机来到斯大林格勒。一路上,胡济邦亲眼看见城市被德军炸成一片废墟。德国向斯大林格勒倾泻了100万枚重型炸弹,城内满目疮痍,断壁残垣。苏军第62集团军司令崔可夫将军领着记者穿过遍地瓦砾的战场,雪野上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德军埋下的地雷、没有爆炸的炸弹正被苏军工兵引爆,振耳欲聋的爆破声此起彼伏。
崔可夫将军举行丰盛的晚宴,招待记者,并单独接见胡济邦。他说:“在抗日战争初期,我到过中国,担任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和中国人民有特别的感情,现在身边还留着一支中国制造的大手电筒呢。今天在斯大林格勒前线见到漂亮的中国女记者,感到特别的高兴。”崔可夫热情地向胡济邦举杯敬酒。胡济邦深知,将军的酒,是敬给抗战中的中国人民的。她也向将军举杯,说:“中国妇女和中国人民为将军和他的军队的胜利而干杯!”
胡济邦在一间小屋里采访了被俘的德军元帅鲍卢斯。鲍卢斯沮丧地在胡济邦面前低下头颅,“我叫腓特烈?鲍卢斯,52岁。”在斯大林格勒大捷的第四天,胡济邦就向国内发回了真实准确的一万多字的斯大林格勒专电《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现在看来,该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历史。若胡济邦不亲临斯大林格勒,就无法让后人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那天,就在北京这个干净整洁、充满花香的小院里,已经70多岁高龄的胡济邦老人,打开了话匣子:“我认为,记者是一种很崇高的职业。当记者对我的工作来说,就好像插上了飞翔的翅膀。作为一名战地记者,要有良好的素质和职业道德。触角要敏锐,要关心政治,要有正义感,要坚持真理。要真实、要准确,不能浮夸。更不能当‘客里空’(“客里空”是苏联作家柯涅楚克在卫国战争期间创作的话剧《前线》中一个特派记者的名字。此人善于捕风捉影、弄虚作假,他不调查了解,坐在指挥部拟稿。“客里空”是俄语的音译,其意译为“乱嚷乱叫的人”或“喧嚣的人”,后来这个名字就成了新闻中虚构胡编的代名词。人们把那些歪曲事实的报道消息称为“客里空”)。要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要善于发现新情况、新问题。要准要快。准是属于质量问题,快是属于数量问题。准比快更重要。既准又快更好。要当好一个记者,还要了解当地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譬如,在苏联,你不知道普希金,就很难与这个国家的文学艺术家交往。当记者应该成为百事通,不然,工作就很难开展。”
胡济邦于1945年5月9日德寇投降的当天写下了《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高尔基街上,一位空军英雄被十几个女学生用鲜花包围。基洛夫大街,一位中年妇女紧紧拥抱着一位炮兵少校不放,说她有三个孩子,和他一样的年龄,穿着一样的炮兵制服,四年不见了,没有消息!普希金广场,一位美国士兵,被一群青年抬起来,反复地抛到空中,齐声喊着“乌拉!”……整天有群众在美国使馆门前,向着飘扬的美国星条旗欢呼,几位莫斯科大学的学生用他们带着俄国腔的英语向从三、四层楼的高台上伸出头来观望的美国人欢呼祝贺,美国人也用半吊子俄语高呼:“红军万岁!”“斯大林万岁!”……昨天,莫洛托夫外长在答复美国记者提问时谈到:“苏联对日的态度,已在本年四月初明白表示过。今天同盟国在欧洲的凯旋,也是我们明天在东亚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
报道发回国内,给即将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中国人民极大鼓舞。
广交朋友、嗅觉敏锐的胡济邦,与美、英等国的西方记者一道,参加了战时战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种国际会议,包括三外长会议、四外长会议、各国政府代表团以及领袖访问莫斯科等。她采访过斯大林、罗斯福、杜鲁门、张伯伦、丘吉尔、戴高乐等一大批世界政坛风云人物。还去乌克兰的基辅采访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到过法国、德国、瑞士、波兰、埃及、罗马尼亚、芬兰、丹麦、捷克、意大利……
战争刚结束的1946年,胡济邦以中国女记者的身份,应南斯拉夫政府之邀,参加了南斯拉夫对米哈齐维奇的审判。全世界都想了解这个新生的国家。胡济邦遂提出采访申请,很快就得到南斯拉夫政府的批准。并且派给她一辆吉普车,一位陪同,另加两名武装战士保护。胡济邦抓住这个机会,跑遍了南斯拉夫全国6个共和邦,调查采访了部长、基层干部、士兵。最后,还在黑山采访了铁托总统。铁托向胡济邦介绍了当时南斯拉夫和美国的关系说,“今天早上,美国一家通讯社还造谣说我在黑山翻车受伤。”胡济邦机智地回答:“我来给你辟谣吧!”铁托大笑,高兴地与这位友好的中国女记者合影留念。一个多月的紧张采访,胡济邦对大战后的南斯拉夫了然于胸。不久,在巴黎召开的解决南斯拉夫和意大利领土问题的会议上,凭着对南斯拉夫情况的熟悉,胡济邦撰写的一份3万多字的考察报告,对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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