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中立
1904年2月12日，清廷发布上谕：“现在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这份宣布“中立”立场的诏书发布时，日俄两国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热火朝天地打了四天了。
清政府的“中立”立场有些迟到，一大原因是日本在这次战争中使用了他们惯常的手法——不宣而战的偷袭。
2月8日是东正教传统的圣烛节，也是沙俄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塔尔克中将妻子的生日。当日夜里，日本海军的鱼雷在旅顺港内炸响的时候，沙俄太平洋舰队还在旅顺城内举行着欢庆晚宴。直到第二天天亮，斯塔尔克中将看到三艘遭到重创的主力战舰，才知道战争开始了。
2月10日，日俄正式宣战。又过了两天，清政府才宣布“中立”。事实上，“中立”的决心也不好下。
喻大华说，清统治者不能不顾虑“中立”可能带来的恶果：其一，作为东北主权的拥有者，不能保疆卫国，坐视本国土地陷于强邻战端，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有损朝廷威信；其二，日俄战局结果难料，怕给未来的战胜者以弃置东北、自让主权的口实。
在朝野上下一片“联日拒俄”的声音中，袁世凯倡导的“局外中立”很少有人附议，因而显得有些另类，但他的身份决定了发言的分量。
李鸿章逝世之后，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兼摄通商事务大臣，俨然已成为清廷中最重要的权臣，在对外关系决策中本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角色。更关键的是，袁世凯当时正在编练北洋常备军。如果清政府“联日拒俄”，与沙俄开战，所能仰赖的也只有北洋军。作为这支军队的实际控制人，袁世凯的主张决定着“联日拒俄”能否执行。
袁世凯曾在朝鲜任职12年，期间朝鲜正是清、日、俄三国角力的焦点。袁世凯与日、俄打了多年交道，赢得了“非唯知兵，且谙外交”的名声。他非常清楚三国的实力对比，绝不可能答应对沙俄开战。
1903年12月22日和27日，袁世凯两次致电外务部，表示“日俄果决裂，我应守局外中立。”“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不但中国立危，且恐牵动全球。日俄果决裂，我当守局外”。1904年1月19日，袁世凯“密陈遵照传谕统筹布置防守情形折”，再次呈明“就我现在情势而论，不得不谨守局外”，主张采取“局外中立”之策。同时，他把国际公法有关战争“中立”规定的内容，摘要翻译上呈。
客观地说，袁世凯的分析是切中要害的。日俄战争的直接交战方是这两个国家，背后还有英、美、法、德等诸列强，战局与世界列强的利益分配和政治格局休戚相关。在日俄双方中，清政府如果公开倒向任何一方，都可能引发一系列变局，从而把中国推入更复杂危险的局面。唯有“中立”，才有可能抽身自保。
袁世凯摘译的国际公法有关“中立”的内容，比如“中立国的领土不得侵犯”、“中立国的主权应予保证”等，显然也是满清统治者最迫切的希望。
其实，真正具有国际法意义的中立公约，直到1907年才被世界承认。此前的国际公法只是一些通行的原则。即便这样，也让清政府的“中立”显得极为荒唐。
日俄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牵涉中国利益的战争，“中立”的先天条件已然不具备了，历史上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仍能中立的先例。即便清政府内部，也明确知道：“我中国虽不预于战，而利害必与交战国共之，诚属创例”。
但就是这样荒诞的“中立”立场，却得到了列强的支持。
2月10日，日俄刚刚宣战，美国公使就分别向清、日、俄三国声明，要求交战国尊重清政府的中立地位和行政完整。同一天，英、法、德、意四国驻华公使分别致电本国政府，建议各自政府表达与美国相同的意愿。而这时，清政府还没有宣布自己的立场。
列强不希望日俄战争超出中国东北的范围，那样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在华利益，而且，一个稳定的清政府，更有利于他们在中国的殖民统治。
作为交战方，沙俄自然对清政府的“中立”求之不得。日俄战争之前，沙俄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轻蔑地称日本“扔帽子就能打倒”。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最担心的倒是中国的立场，“被逐块瓜分的四亿中国人显然是要咬人的，而我们将首先被狠狠咬住”，“一旦开战，我们就不得不进入一个完全不适于作为战场的国家，中国人会帮助日本人。”当然，沙俄很快就为轻视日本付出了惨重代价。
相形之下，日本支持清政府的“中立”有些出人意料。而且在发动战争一个月前，日本就通过清驻日公使杨枢，传达了希望清政府采取中立政策的信息。
在对抗沙俄的目的上，日本和清政府有着一致性，双方在战前又表现出了异常亲近，应该要求中国助战才合常理。事实上，日本一直没有中断寻求清政府的支持，它只是让清政府做出“中立”的姿态。个中原因，既有英美施加的影响，也有现实的考虑。与沙俄之战，日本已经动用了举国之力，如果沙俄找到借口，从东北之外的区域进攻清朝，日军无力应付。
2月15日，日本率先宣布尊重清朝“中立”。19日，沙俄也同样表态，但不接受清政府划定的熊岳城至安东县界街一线以南“指定战地”（大致为辽东半岛东部），认为应扩展于整个东三省及蒙古东北部。日本随即表示，“除俄国占据地方外，尊重贵国之疆域”。言下之意，有沙俄军队的地方全在战争范围内，自然也是东北全境。
清政府所谓的“中立”，其实谁都没有遵守。
暗流涌动
袁世凯是清政府“局外中立”立场的倡导者，但这只是公开的姿态，背地里行的是“联日拒俄”之实。在日本国内出版的有关日俄战争的回忆录中，袁世凯起到了突出的协助作用。
1903年11月，日本向清政府通报谈判无望的同时，一个“日本老朋友”秘密前往天津，登门拜访袁世凯。
此人名叫青木宣纯，刚刚被日本政府派到北京担任公使馆武官。而在历史上提及青木宣纯的名字时，往往冠以“日本对华谍报工作鼻祖”之称。他在中国先后生活了28年，是日军中“第一代中国通”，北京官话、粤语说得足以乱真。著名的日本在华谍报组织“青木机关”就是他创办的。
青木宣纯早就培养了和袁世凯极为密切的关系。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聘请了大量日本顾问、教官，对青木多有借重。后来出任山东巡抚，还把青木请去督练新军。青木宣纯被袁世凯称为“唯一可靠的日本人”。
见到袁世凯，青木宣纯直截了当地说：日俄开战是无论如何都免不了的。战争上日本独立作战，而暗地里无论如何不能不借助阁下的协助。
袁世凯答应得痛快：此事容易，大力支援吧。
青木宣纯与袁世凯就谍报合作达成一致。袁世凯从部下挑选精干士官数十人，把他们送到青木手中，供其驱策。这些北洋军官大多毕业于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工作颇有成效。其中就有后来成为直系军阀头目的吴佩孚。
吴佩孚原是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军官，参加日军的谍报活动后，几次进出东北，工作深受好评，其间曾被俄军俘获，但拒不招供，被判死刑后跳车逃生，战后晋升上尉军衔，日军授予其勋章。
同时，直隶总督府每天还将东北和蒙古的情报通过袁世凯的日本顾问坂西利八郎转交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日军在山东烟台的情报工作也得到了袁世凯及其北洋军的支持。
清政府中帮助日本的远不止袁世凯一个。在“局外中立”的外交形象之下，“联日拒俄”暗流涌动，一直未断。日本表面上劝告清政府中立，但暗中拉拢，寻求清政府的协助。只是，这些背地里的小动作见不得光，在正式的文件资料里没有任何记载。
大连图书馆的前身是日本的满铁图书馆，保存有不少日俄战争中日本老兵的回忆录和访谈资料。零星记载的片段，足以拼凑出清日的暗箱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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