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党史文汇》发表文章《周恩来这样处理亲属家事》。新中国成立后，亲属们在得悉周恩来当上一国总理之后，希望获得特殊待遇的大有人在。但是，周恩来头脑冷静，在处理亲属的一些要求时，都能直面应对，绝不违反党的纪律，为全党树立了榜样性的“官德”。同时，他也决不是“黑脸包公”，对周家一些确有才干的人也尽心培养，照用不误。摘编如下。
不给“嗣子女”“义子”名分
1938 年，周恩来应邀来到武汉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那是中国共产党人自1927 年以来首次在“国统区”以公开身份露面。此前，由于国民党当局长期污蔑中共是“六亲不认”“共产共妻”等无恶不作的“匪”，所以周恩来一开始的公开活动并不怎么受欢迎，连冯玉祥这样的爱国将领也不敢与之交往。为了彻底打破这些不利影响，1938 年秋末冬初，周恩来曾在武汉认自己堂弟周恩彦的儿女周保章、周保庄为嗣子女，1939 年春天又在绍兴认表侄儿王戍为义子。当然，现在不仅史学界对这两件事还有怀疑，连周家的一些亲属对此也有过议论。笔者曾就这两件事做过认真调查，结论是这两件事都发生过，且不容置疑。
关于周保章兄妹过继的事不仅有周保章的回忆文章和他兄弟姐妹的口述、笔记为证，笔者还曾问询过当事人赵忠绮，即1938 年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阳台上举行周保章、周保庄出嗣过继给周恩来、邓颖超做子女的仪式，是由周恩来的天津觉悟社社友赵光宸的妻子桑春兰主持的，赵光宸的大女儿赵忠绮、二女儿赵忠绩等都在场。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笔者与赵忠绮多次交往，她当时在安徽马鞍山供电局工作，也多次来我们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参观瞻仰，那几年与笔者电话联系不断。赵忠绮告诉我：“事情（指周保章兄妹过继的事）是有那么回事，但是姑夫（指周恩来）本人未参加，他当时在里屋和我爸爸谈话。姑姑（指邓颖超）参加了。后来，姑姑还抱着保庄、搂着保章和我们一起照了一张合影照。”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先后给周保章兄妹写信，约他们去中南海西花厅一起团聚过春节，这在周恩来的众多晚辈中是很少有的待遇。此外，现居青岛的周保章保存有邓颖超给他的50多封信件，其中30 余封为邓颖超的亲笔，其余为邓委托秘书代写。这在周恩来的几十位侄儿、侄女中是少有的，也能说明一些问题。赵光宸作为周恩来夫妇觉悟社的第一批社友，后来又和周恩来一同赴欧洲寻求救国真理。周旅欧期间遇上经济困难时还曾寻求赵光宸的支持。尤其是1921 年春，张申府、刘清扬夫妇在德国柏林万赛湖游船上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行秘密谈话时，赵光宸都是唯一的在场人。这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亲密到何等程度！
赵光宸后来脱离中共专事教育工作。1938年周恩来到武汉时，赵光宸时任湖北省教育厅长。正好是周恩来打开与国民党上层统战关系的一把钥匙。
赵光宸出生于大户人家，旧时重男轻女，妻子桑春兰连生两个女儿后，遭到婆婆的歧视与虐待，导致不能怀孕。周恩来、邓颖超到武汉不久，便将邓母杨振德从江西国民党的“反省院”中要出，接到武汉团聚。邓母是位中医高手，经她用中药调理，桑春兰很快怀孕并为赵家生下儿子。赵家在大喜之余想到好友周恩来无儿无女，于是出于对老朋友、又兼恩人的周恩来一家的感激，提出按传统习俗，把周恩来的堂弟、时任汉口铁路局会计课长的周恩彦子女出嗣过继给周恩来做嗣子女。因为周恩彦当时已有6 个子女。以周恩来夫妇的胸怀，对这样一种做法是不会迎合的，甚至认为根本没有必要。但国民党反动派多年来丑化、妖魔化共产党，现在周恩来作为一位中共要人，也采取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过继侄儿侄女为嗣子女，让事实去粉碎中共“六亲不认”的谣言，谣言就会不攻自破。这正印证了赵忠绮所说，举行过继仪式时，周恩来并未在场：周恩来虽知道也同意此事，但未重视到丢下国共合作抗日工作的程度。
关于认王戍为义子一事，不仅有王戍的回忆为证，还有他保存至今的周恩来亲笔手迹为证：“慕向表侄义儿存念周恩来廿八·四·五”。这是周恩来1939 年4 月5 日从浙江临时省会金华将自己照片寄赠给绍兴姑表侄儿王戍时，写在照片背后的字。慕向是王戍的字。1939 年春，周恩来为调解新四军领导人叶挺和项英的矛盾等事来到安徽和浙江。国民政府绍兴专员贺扬灵名义上说是为了保护周恩来，实质上是监视周的一举一动，所以他一共派了6 名士兵跟在周恩来的前后左右，连周去祭祖，这些人也一步不离地跟着。因此，当绍兴的姑表侄儿王戍提出要跟随表叔周恩来去参加新四军打日本时，周恩来以王戍年纪尚小，婉言拒绝了。拒绝后他见只有16 岁的王戍很难过，就主动提出：“你做我的干儿子吧。”这样，王戍和他父亲都同意也都很高兴。这显然也是做给贺扬灵派来的“卫兵”们看的：周恩来到老家祭祖、认干儿子、续写家谱等等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事情，他们也就不会想到周恩来在这些公开活动背后还曾开展与浙东地下党领导人刘英会见等其他革命方面的工作。
现在我们回归到本文的宗旨上来，即周恩来在建国后既没有给周保章、周保庄兄妹以嗣子女的名分，也没有给王戍以义子的待遇，而是鼓励他们在基层努力工作，靠自己的勤奋为人民服务而争取进步。据王戍对笔者回忆，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数次给表伯周恩来写信，周恩来虽然收到了信，但从未回过信，只是委托进京看望自己的姑表弟弟、王戍父亲，时任绍兴市副市长的王贶甫转告王戍，他不回信的原因是怕王戍因为与他有过这层关系而产生优越感，也怕王戍所在的地方单位领导知道王戍的这一背景后对他给予特殊照顾。
王戍则是在周恩来革命精神的影响下，从1949年上海解放起就参加了南下服务团，到福建后，先后在福州市政府和福建高级工业学校工作，一直到离休，没“沾”上周恩来的任何“光”。周保章、周保庄兄妹也是如此。1961 年春节，周保章唯一一次获准进京和周恩来夫妇团聚。周保章在西花厅住了7 天，周恩来只和他谈过一次话：“希望你扎根在基层，永远做普通的劳动者。”一直到周恩来去世，周保章从部队复员到山东青岛，在一个公私合营起家、全厂只有200 多名干部职工的纺机厂当文书，直到退休，真正实现了周恩来对他们交待的“永远做普通劳动者”的嘱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