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第一个红色政权的创建者谷雄一

“金钱不能动吾心，权威不能动吾志”

1929 年7 月，因斗争形势的需要，谷雄一离开军校，在北平、天津、唐山一带活动，专门从事党的军运工作。在白色恐怖下，他积极协助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张兆丰的工作，组织了众多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武装小组，并在华北各派系军阀部队中建立起我党军运工作的基点，为在华北点燃武装斗争的烈火创造了条件。

1930 年2 月，中共北方局制定了唐山兵变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参加兵变的主要包括驻唐山晋军的一个团、唐山市的部分工人及丰润县中学的学生，他们起义成功后建立了北方红军第九路军。谷雄一任政委，马镇北任总指挥，部队在冀东一带的山区开展武装斗争。3 月3 日，谷雄一和薄一波、张兆丰、马镇北等在唐山临时指挥部发出了行动命令。但因其团部一位同志不慎走漏了消息，敌人立即在全市戒严，扣押了参加起义的团部通讯排全体士兵，没收了机炮连和十连的枪械子弹，使兵变计划难以实行。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谷雄一等当机立断，决定撤销兵变计划，已暴露的同志要迅速隐蔽起来，防止敌人的大搜捕。谷雄一身份也已暴露，被敌人悬赏通缉，他只得化装前往天津。

1930 年5 月，他在天津执行任务时，被敌特逮捕入狱，关押在河北省第三监狱。同时被关押在此的还有彭真、薄一波、李运昌等。为营救这批同志，党指示在敌政府工作的张友渔，通过与他私交甚厚的天津市长崔廷献，在天津设立了“临时自新院”，张兼任副院长。这批同志在“自新院”表面是读书“反省”，实际是将他们调离监狱，为进一步营救创造条件。谷雄一和彭真、李运昌住在一个房间里，他们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认真研究革命理论，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9 月，奉军入关，阎、冯战败。趁军阀混战刚刚结束的混乱之机，张友渔奉党的指示，把“临时自新院”中的30 名同志全部释放出狱。谷雄一在给家中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在反动派的监狱里是一名政治犯，但这并不是我的耻辱，而是革命者的光荣。金钱不能动吾心，权威不能动吾志。我早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岂能如一叶轻舟，随波飘逐呢？”平定暴动军政委起义成功到阜平1930 年10 月，中共北方局为加强对山西军事工作的领导，派刚被营救出狱的谷雄一任山西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谷雄一来到太原时，山西忻县、崞县、榆次、平遥、介休、临汾、运城等地都已建立了党的组织。太原兵工厂、北方军官学校及山西一部分驻军中也都有党的组织活动。在他经常奔波于国民党驻山西各地的营旅中，使我党在山西的军运工作有了很大起色。1931 年4 月，山西省委又改为山西特委，他仍负责军事工作。

1931 年5 月，山西特委召开军事工作会议，谷雄一作了军运工作的汇报。他指出：蒋、冯、阎军阀混战结束后，山西驻扎了大量的军队，他们的粮秣及一切用品都由当地摊派，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骚扰和负担。同时，部队中广大士兵的生活十分困苦，引起了士兵的极大不满，长治、绛县、祁县子洪口和大同等地驻军都接连发生了兵变斗争。当时，在各军阀部队中，我党的力量已有很大发展，驻平定的高桂滋部已有中共党员60 余人，其中不少党员都是营、连、排级军官，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山西特委听取谷雄一汇报后决定: 将高桂滋的三个团拉出来，组成红二十四军，在五台山一带开辟晋冀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苏维埃红色政权。同时策动商震的军官教导团和李服膺的步兵十七团起义，组成红二十五军。

经请示中央同意，山西特委决定立即举行革命兵变，并由谷雄一领导这次行动。1931 年7 月3 日，他从太原秘密到达平定，向高桂滋部地下党组织传达了特委的决定。翌日，师长高桂滋及其属下的3 个团长都动身去北平给高的父亲祝寿，这无疑是起义的良机。傍晚，谷雄一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进一步研究起义行动计划，决定在当夜12 时起义，并对起义作了具体部署。但由于其他原因，他们提前于当夜10时举行起义，起义部队迅速攻占了平定县政府，起义胜利。随后，参加起义的7个连1100多人撤出城外，绕过阳泉北上至盂县清城一带休整。

7 月5 日，起义部队集合在村外，谷雄一代表山西特委宣布：经党中央批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正式成立。任命赫光为军长，谷雄一为政治委员，部队临时编为两个团。鉴于平定周围有敌人重兵驻防，难以长久立足，起义部队稍加整顿后，即开往群山环绕的河北省阜平县。7月18 日，经过平山、灵寿等县进入阜平县境。下午，击退阜平300 余名保安团的阻截，来到县城南关的沙河滩上。在红军到来之前，保定特委已根据北方局的指示派人到阜平县迎接红军。在开进阜平城前，谷雄一做了动员讲话，他强调，部队进城后，要严明纪律，不允许扰乱百姓，公平买卖，积极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