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荣新
一、毛泽东一生的学习历程
毛泽东8岁上私塾学堂，一直读到16岁，中间曾停学两年。经过同父亲力争，才又读了1年。6年私塾，他读了《论语》、《孟子》、《左传》这些经书，背诵如流。后来他说起自己的幼年：“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幼年时的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能够找到的任何书籍。他对《三国》、《水浒》等小说尤其喜爱，能熟记其中的一些故事。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阅读中能进行独立思考：“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三国》、《水浒》这些小说中充满了战争的描写，再加上《左传》中那些战争的记载，对于毛泽东后来数10年特别是游击战争初期的军事生涯，显然是有启发和帮助的。例如《水浒》中洪教头的故事、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他都在自己的军事著作和哲学著作中当作例证加以引用。
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期间，开始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五四运动时期，一批知识分子在中国首先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对各种理论思潮作了认真的比较后，毛泽东最终选择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仰，并身体力行地去践行。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读的书主要是围绕革命斗争的需要，去发掘能够挽救中国革命的理论书籍，如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等。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26年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一系列著作。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高峰期，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充沛精力去读书，并倡导全党兴起读书的热潮。1938年二三月间他读了李达的850多页的《社会学大纲》，还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等。梁漱溟访问延安时，毛泽东读了他的《乡村运动理论》一书，写了不少批语，还花了好几个晚上同他讨论农民运动问题。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充分掌握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实践基础上，在哲学上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在政治上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在军事上写出了《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文艺上写出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推荐《共产党宣言》等5本书的基础上，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推荐了几本书，共12本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干部必读”书目。他号召全党要学习过去不熟悉的东西，除学习马列理论外，还要学习经济建设和自然科学等各方面的知识。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际和新的需要，毛泽东带头联系实际着重读了三本书，即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社会主义部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1958年11月，毛泽东亲笔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的委员们写信，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求“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9年冬，党中央再次号召全党干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央领导人带头组织读书小组，各级党委也纷纷集中学习。毛泽东在该年底至翌年2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议，逐章逐节地研讨，形成了广为流传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与谈话》。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号召有阅读能力的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在1976年9月7日至8日下午的弥留之际，毛泽东仍在坚持看文件、读书。据医疗护理记录，8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共11次，达2小时50分钟。他用自己一生的学习行动践行了“活到老，学到老”的人生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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