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赣南、宁都遭厄记

三

11月1日至5日，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央代表团即“三人团”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史称的“赣南会议”。会议就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

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对中央苏区的工作横挑鼻子竖挑眼，进行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

会议批判了毛泽东的三大“错误”：

一是把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

二是“富农路线”。当时王明对地主、富农的态度是赶尽杀绝，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不给他们以生活出路。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及党和红军面临的形势，认为不能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应给其出路，主张土地“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

三是“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忽视“阵地战”、“街市战”。

会议根据王明所控制的临时中央的指示，决定撤销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毛泽东就失去了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的职位。

后来，为了解决军事指挥问题，1932年8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兴国举行会议。在周恩来的据理力争下，会议决定恢复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

事情还不止于此。

1932年5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发来一封长长的指示电，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毛泽东，对他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批驳。

电报称，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纯粹的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电报对毛泽东指名道姓地予以批评，说：“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不能扩大和巩固苏区”，“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是纯粹防御路线”，是“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

电报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要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毛泽东“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进攻路线，争取党和红军说服他的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

这份电报清楚地表明了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如果不转变立场，转到王明路线上来，那就要作为“主要的危险”而予以清除。

王明遥控的临时中央之所以接二连三地发电、开会，批评毛泽东的主张，一是想借此打击毛泽东，削弱他的影响，另外也是错误估计了敌我力量，盲目听从共产国际指令的结果。他们不了解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盲目乐观地估计革命形势，主张进攻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在和敌人对垒时，主张硬碰硬，“先发制人”。

毛泽东基于对革命形势的正确估计，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主张在蒋介石统治薄弱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两军对垒时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必要时放弃阵地，实行退却，重在保持、发展红军的有生力量。这一套灵活的战术，自然不能为王明、博古等所接受，并被一再指责为右倾，而遭到了批判。

但毛泽东不为所动，他相信自己的判断，更信服经过实践反复验证得来的结论。

这样，毛泽东与王明临时中央之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场激烈的斗争……

四

1932年夏，在前三次“围剿”中惨遭失败的蒋介石又调集30万大军，自任总司令，准备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中央苏区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

怎样打退蒋介石新的进攻？

头脑发热的临时中央按王明和共产国际的旨意，不顾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提出以攻城略地为主要目标，和敌人决一死战为核心的所谓“积极进攻路线”。

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一套“左”的做法，并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战略设想：利用蒋介石把进攻主力放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的时机，迅速开展工作，争取使各根据地连成一片，同时扩大红军，为反“围剿”准备好充分的条件。

此时的苏区中央局分成两套班子。前方中央局成员有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后方中央局成员则有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

1932年8月，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指挥下，连克乐安、宜黄，歼敌3个旅。在胜利面前，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后方的负责人不顾当时的实际情况，要求红一方面军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主动出击，“击破一面”，攻城打援，取得速胜，以呼应配合正遭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军事行动。

对于临时中央的指示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意见，毛泽东、朱德于9月25日致电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指出：“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三。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9月26日，中央苏区中央局复电毛泽东、朱德，坚持“攻城打增援部队”，提出向西追击永丰与西来增援之敌。

眼看大好的作战时机就要在争吵中丧失，前方领导人忍无可忍。9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撇开后方首脑的掣肘，发出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对反“围剿”作了部署，军事行动的重点是在南丰以西，乐安、宜黄以南的地区；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消灭这些地区的敌军的据点，建立整顿和扩大这些地区的赤卫队、游击队，做好战斗准备。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备战姿态布置第四次反“围剿”战场。抓紧时间，向北部地区做群众工作，“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这些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

当无线电波把训令从前方传到瑞金，后方中央局首脑大为光火，立即致电毛泽东、朱德，指责这个训令“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是“极危险的布置”，强令红一方面军停止执行，并强调对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应给以无情的打击”。10月6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该作坚决的斗争，并且提出毛泽东“可调回后方作苏维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