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赣南、宁都遭厄记

五

1932年10月3日至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遵照临时中央的指令，在宁都县城以北的小源村召开特别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议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讨论红军应敌的行动方针问题。

会议之初，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因在前线部署军事未能到会，会议便由任弼时主持。在会上，一方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主，另一方面则是披着战火硝烟的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前方中央局成员为主。

此时王稼祥已从“三人团”中退出，他在与毛泽东交往中，慢慢地被毛泽东的魄力和魅力所征服。

项英则取代了王稼祥，成为后方中央局的主要成员。会议开始时，有着上海“临时中央”支持的后方首脑占了上风。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对前几次反“围剿”中起过决定作用的毛泽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发言气势逼人，“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会议过程中，前方中央局成员发言主张结合前线实际来贯彻中央指示，毛泽东坚持9月26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离开苏区出击敌军。会议几乎被后方中央局成员所控制，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他们对毛泽东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认为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会议集中批评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大力推行“左”倾“积极进攻路线”。多数与会者还老账新账一起算，把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在赣州战役失利后主张红军向敌人统治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意见，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认为攻打赣州“依据当时情况是绝对需要的”，“攻赣本有克城之可能”。攻赣未克，只是因为毛泽东拒不执行“积极进攻路线”、“遂未坚决部署”，才致如此恶果。

攻打赣州问题发生在1932年年初。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面临最严重和最紧迫的任务是处理军事斗争问题。在讨论攻打赣州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力排众议，诚恳地指出，赣州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在赣州南北两面又都屯集着国民党重兵，敌固守坚城，“不行，一打准输！”毛泽东拍案而起，坚决不同意打赣州。

然而，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占取一二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却不顾主客观条件，坚决主张打赣州。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攻打赣州。这是苏区中央局执行临时中央“进攻路线”的第一个军事行动。1932年1月10日，中央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训令，有人恶狠狠地说，待打开赣州再和老毛算帐。

红军攻打赣州历时33天，不但未攻取，反而自身伤亡3000余人，最后不得不撤出攻打赣州的阵地。

攻赣州，本来就是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当时就竭力反对，但后方首脑们却认为是绝对必要的，把红军撤围赣州归罪于毛泽东执行中央的命令不坚决，指挥犹豫。

六

宁都会议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所谓“积极进攻战略”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

会上受到点名批评的毛泽东不停地吸着烟，一脸严肃，态度镇静。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是从来不让步的，对来自“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无端指责，他毫不妥协，据理反击，冷静地分析了整个战场的形势，说明红军早应执行向赣东北发展的方针，以利于粉碎敌人的“围剿”。

毛泽东话音刚落，后方一位首脑拍着桌子站了起来：“我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对形势的分析与战略方针的设想是不符合实际的，对错误承认和了解不够！”

许多人在“左”的错误的压力下沉默了，不敢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这时，原“三人团”的成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勇敢地站了出来，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中央派来苏区工作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和领导人……总之，我的意思是：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王稼祥看到自己的发言使会议气氛顿时紧张，便和缓地淡淡一笑道：

大家知道，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深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我不赞成这种做法，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相信不会被认为是什么“小团体或宗派主义”。因此，我请大家撇开个人意气和人事纠纷，郑重考虑我的意见。

会议主持者不满神色溢于脸上。一时会场鸦雀无声，静得令人喘不过气来。后方中央局成员又趁热打铁，坚决要求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

所谓“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

七

正当前、后方中央局领导成员争论得不可开交之时，周恩来从南城、广昌前线飞马赶来参加会议。他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最高首长，显然要担任“裁判”的角色。

周恩来处于两难境地，针对会议斗争激烈的情况，他采取了调和双方的立场。他首先以温和的态度，批评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后方中央局个别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了。

会议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后方中央局成员提出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周恩来从大局出发，竭力维护和支持毛泽东，力主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作战，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主张毛泽东留在前方，并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责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个方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要毛泽东留在前方，而不同意将毛调回后方。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前线。但是，因为与会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毛泽东本人鉴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方案，即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通过周恩来提出的前一种方案，即“泽东留在前方助理”，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必要时到前方”。

会议结束后，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后方中央局借口毛泽东身体不好，撤销了他刚刚恢复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调他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并于10月12日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公开了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工作岗位的消息。毛泽东最后一点兵权，竟然在最需要他的紧急关头被剥夺了。

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批准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随后，毛泽东去后方长汀福音医院休养。

周恩来、王稼祥把毛泽东送出了宁都城。临别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毛泽东还幽默地对王稼祥说：“你和我都是少数，不服从不行，我只好到后方去了。好在革命不分前方后方，哪里工作都一样，你就别争了吧。”一向幽默的毛泽东这次再也无法笑出声来。他心中充满了苦涩，但还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服从了临时中央的决定。而任弼时、项英、顾作霖由于当时不能理解毛泽东的正确的战略方针，为王明“左”的一套所迷惑，的确做了一些错事，但后来他们都先后醒悟转变过来，都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任弼时还成为毛泽东的忠诚拥护者和亲密战友，成为中共最杰出的领导者之一，最后是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

项英后来在南方坚持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是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者，“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在皖南事变后为叛徒刘厚总所杀害，是公认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顾作霖是中央苏区共青团事业的奠基者、杰出的青年领袖。因长期为革命废寝忘食地工作，终因劳累过度患上了肺结核病。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兼红军第一方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在广昌决战最激烈的时刻，他协助朱德亲临第一线指挥，突然心脏剧痛，吐血不止，不省人事，经抢救无效，在瑞金去世，时年26岁，成为长眠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块红色土地上的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