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中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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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1906-1991），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国际汉学泰斗，也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智囊成员之一。费正清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一生中曾5次以不同身份来到中国。20世纪40年代，他曾受聘于美国政府，两次被派往中国，与周恩来、乔冠华等人多次接触，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友谊。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他曾率领美国第一批历史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的热情接待；1979年邓小平访美，费正清应邀出席美国政府举行的国宴，与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同桌而坐。他与中国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交往也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

一

1941年8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前4个月，已经在哈佛大学任教5年之久的费正清，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被征召到华盛顿情报协调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简称COI）。1942年9月，他以华盛顿驻华代表的身份，被该机构派往中国重庆，历时1年零3个月，1943年12月返回美国。1945年9月，他又重返中国，担任美国驻华新闻处处长，兼任美国驻华大使克勒伦斯?高斯的特别顾问，历时8个月。这一时期，周恩来在重庆领导中共南方局的工作，与费正清有过多次往来。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逐步巩固，中共外事工作有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南方局与美英在华各机构的联系更加密切，除继续保持与英美驻华大使馆、美军驻华司令总部的联络外，还加强了与美国战时新闻处的联系。

身为华盛顿驻华代表的费正清清楚地认识到，作为毛泽东和延安派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领导的办事机构主要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从那里可以得到所需要的延安方面的最新消息。1943年6月，经他在哈佛大学的学生——时任《时代周刊》驻华首席记者白修德介绍，他结识了周恩来的新闻发言人，“一位聪颖而光彩照人的年轻女士”龚澎，并与她成为了朋友。龚澎是1935年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之一，早年在北平时就曾与费正清有过交往。费正清回忆说：“那时她已是新闻界最著名的女性之一。她的性格中既有精神饱满的面貌，又有对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心；既有战地记者的老练，又富有令人愉快的幽默感。”通过龚澎，他结识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高层领导。

在1943年11月8日的日记中，费正清记录了他当天到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周公馆”与周恩来见面的情景。初次见面，周恩来的非凡魅力和卓越的领导能力便使费正清深深叹服，“他英俊帅气，眉毛浓密，智力超群，直觉敏锐。在我们用汉语谈话时，时不时也蹦出一些英语，好在有龚澎为我们双方作补充翻译”。“随后，龚澎介绍我认识她的未婚夫乔冠华”。后来，周恩来、乔冠华等人不仅与费正清建立了朋友关系，而且还介绍中共秘密党员刘尊祺、孟用潜、金仲华、刘思慕、葛未凡、韩幽桐、郭达等人通过各种途径相继到美国新闻机构中开展工作，使战时新闻处成了中共与美方联系的一个成功通道。

在战时的重庆和昆明，费正清还让夫人费慰梅从美国把药品和其他日常贵重物品，如名牌派克笔、手表等运往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分发给在昆明的中国教授、学者们，作为对他们微薄薪水的补贴。当时，一支美国派克钢笔的价值是相当可观的，生活急需时可以随时变卖为现金，补贴家用。为了帮助生活窘迫的“联大”学者，费正清还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大声疾呼，极力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有限干预。

在费正清的积极推动下，以及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成员的配合下，通过大量的外事宣传活动，国际社会逐渐了解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与延安的情况。

1944年5月17日，在龚澎等陪同下，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夏南汉神甫、普金科等6名外国记者与9名中国记者共同开始了赴延安的破冰之旅。离开延安后，斯坦因将他5个多月采访毛泽东与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经历，写成了《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1946年5月被翻译成中文版。

紧接着，以马歇尔为团长的美军观察组也来到延安、张家口等地考察。欧美国家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和延安的关注也越来越多。

1945年9月，费正清以情报协调局驻华新闻处处长的身份第二次来华。他亲眼目睹了刚结束抗战的中国形势的艰辛、国民党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打压，以及整个局势逐渐失控的局面。据此，他曾以不同的方式提醒美国政府，不能简单地将国民政府视为盟友。他还预测毛泽东及共产党将会获胜，并主张美国要与中共尽快建立关系。

1946年6月4日，作为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处长的费正清和时为美大使馆文化专员的妻子费慰梅（费正清妻子威尔玛的中文名）一行，由北平乘专机抵达张家口。他后来回忆说：“我们拜访了最高长官聂荣臻将军，随后我与威尔玛一同在挤满热情洋溢年轻人的剧院作了演讲。”这是费正清在中共管辖地区仅有的一次露面，他虽然当时也很想去延安看一看，但“一直没有凭空编造出合适的理由”。

在重庆谈判将要取得成果的时候，重庆中共代表团为答谢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新闻处，特地在当时最豪华的胜利酒店举办了盛大的鸡尾酒会。费正清回忆道：“晚宴分为两桌，周恩来坐在其中一桌，叶剑英将军坐在另一桌。大家都显得兴奋而充满活力。周恩来摇头晃脑地唱起了歌，我们也跟着哼唱起来，而叶剑英则用筷子敲着桌子和玻璃杯进行伴奏。他们唱起了延安歌谣，互相敬了几次酒后，我们也唱起了美国内战时期的歌曲。”26年后，当费正清再次应邀来到中国，与周恩来见面时，两人重提此事，都记忆犹新。

1946年7月，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重新开始了他中断5年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并积极投入到中美关系问题的讨论之中。1946年9月，费正清在美国著名的《大西洋月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反思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文章《我们在中国的机遇》，力图纠正美国原有对华政策的错误。他在文章中指出：“一个旁观者感觉到最触目的一件事，是他们从中国农民最迫切的需要——经济改善，这是作为他们立党的基础，而不是以政治言论自由作为党的前提的。要知道经济改善的迫切，我们可以从千万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中明白地看到。……当一个党员加入以后，党的训练，改变了他的生活。为大众而工作，为党而效忠，变成了一个宗教式的信徒，这样就逐渐磨灭掉少数的、自私的目的。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使共产党的领导居于有利的地位，而获到广大的民心。”他在文章的最后断言：“如果我们盲目地反对中国革命，最终发现自己将会被群众运动赶出亚洲。”

1948年7月，费正清将其两次到中国的经历，梳理形成综合研究成果，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对中美关系有重要影响的著作《美国与中国》，得到了美国政界、学术界，以及中美两国广大公众的普遍赞誉。后来，该书成为尼克松访华之前重点阅读的书籍之一，1989年已修订到了第五版。

作为“哈佛学派”的开创者，几十年间，费正清培养了1000多名年轻的中国学研究者，其中100多人在他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他的学生分散在美国和美国以外的10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其中不少已成为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对中国问题的预见性和判断力，甚至超过了中国人自身——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和考察了中国，他的学术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