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李立三实际主持的中共中央此时仍坚持进攻中心城市的“左”倾错误。8月10日，在给长江局的信中，严厉指责红三军团攻下长沙后没有“向武汉发展”，“这是很严重的错误”，“不仅是军事上的失策，而且是政治上极大的损失”。
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会师后，立即举行两个军团前委的联席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成立第一方面军和再次攻打长沙进而夺取武汉的指示。会议决定组成第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下辖红一、三军团，共3万余人。于是，红军的第一个大战略兵团正式诞生了。
同时，成立了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彭德怀等为委员。还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等35人为委员。
联席会议在讨论中央关于第二次打长沙的指示时，朱德明确地持反对意见。他认为：“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于打阵地战，如果执行这一政策的话，今后就完全要打阵地战了。光是敌人开到长沙的增援部队就布置了3道防御工事，还有通电的电网。武汉的防御工事更为坚固，还有许多外国军舰停在长江里，准备红军一旦来时就开炮轰击。攻打这样强大的敌军，这样坚固的工事，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革命力量在几十年内也无法抬头。”朱德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等的支持，但是，却被会议否决了。朱德一向顾全大局，他的意见既被否决，只得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执行中央指示和联席会议决议，率领部队再次去攻打长沙。
8月24日晚，朱德、毛泽东签发了红一方面军分3路向长沙推进，以消灭何键部队为目的而进占长沙的命令。29日，各路红军先后进抵长沙东南近郊，对长沙城形成包围态势。
8月31日，鉴于长沙守军修筑了碉堡等坚固防御工事，朱德、毛泽东发布“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命令。命令发布后，朱德几天几夜没有睡眠，全神贯注地守在电话机旁，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待机歼敌，然而，守敌却连续几天躲在工事内，不越雷池一步。
为了迫使敌人离开工事出击，9月1日晚8时，朱德、毛泽东命令红军于2日晚向长沙发起全线攻击。3日，何键部终于分3路向城外出击。红军在长沙城南，对敌两个旅发起猛攻，将敌军驱至湘江边上，击毙和落水的敌军达七八百人，俘虏1000余人。
9月10日，朱德、毛泽东命令红军再次向敌人发起全线攻击，连续冲锋四五次，仍未攻入长沙。而北方蒋、冯、阎的军阀混战已近尾声，蒋介石已开始调集兵力增援长沙，使何键增强了固守长沙城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围攻下去，非但难以奏效，而且会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同时，又得知，国民党张发奎军已开到湘潭。
9月12日，朱德和毛泽东签发撤围长沙，进占至萍乡、株洲待机的命令。
撤围长沙的第二天，朱德在株洲出席由毛泽东主持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会议总结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讨论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决定离开国民党军事力量较强的湖南，回师他们力量较弱的江西，攻取守军较少、孤立无援的吉安。当晚，朱德、毛泽东向红一方面军发出进攻吉安的命令，率领部队分途向江西进发。这时，康桂秀被调任红一方面军总部特务团三连指导员。
9月24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及其直属队和红四军，由萍乡来到安源。朱德参加了安源工人举行的欢迎红军的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工人跟共产党走，踊跃参加红军。会后仅在3天内，就有1000多工人要求参加红军。为了使全军官兵能够从思想上理解主动撤围长沙和准备攻取吉安的重要意义，朱德还深入到工人和战士中间，同他们亲切交谈，做宣传和解释工作。
9月28日，红军进占袁州。第二天，总前委在袁州城内举行会议，中心议题是已争论数日而仍未解决的行动方向问题，也就是究竟是打吉安还是打南昌、九江的问题。
会上争论得十分激烈。毛泽东和朱德坚持按原计划打吉安，不同意打南昌、九江。红三军团的一部分干部不同意打吉安，主张按中央指示打南昌、九江，并质问毛泽东：“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毛泽东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并对打吉安和打南昌、九江的利弊进行比较，指出打吉安在战略上对我有利，而打南昌、九江却无把握。朱德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和毛泽东一起做说服工作。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定按原计划攻取吉安。这次会议使红一方面军又一次避免了因硬攻南昌、九江而可能遭受的严重损失。
9月29日晚，朱德、毛泽东正准备率部出发，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带着中央8月29日的指示信赶到袁州，要红一方面军回攻长沙。这时，朱德暗暗叫苦，瞎指挥又来了。当晚，毛泽东同周以栗进行长时间的交谈。最后周以栗被毛泽东说服了，同意改打吉安。
10月2日，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由阜田出发向吉安推进，经过一天的急行军，几万红军神速地赶到吉安城下，把吉安严密围住。吉安城守军约4个团，其中正规部队只有邓英的不足3个团，分别布置在吉安城郊山岭一线，依托工事防守。在城内还有江西省警察大队一个团。
10月4日拂晓，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猛烈攻击。战斗中，康桂秀冒着炮火组织战士到受炸的群众家灭火、抢救。经过一天激战，邓英见红军势大，不敢死守，在当天晚上八九点钟率部从赣江乘船逃走。午夜1时左右，红军攻入吉安城内。
攻克吉安的第二天，吉安周围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手举红旗，兴高采烈地涌进城内。城内的工人和贫苦群众也纷纷走向街头，欢迎红军入城。
这时，身为第一方面军总部特务团三连指导员的康桂秀为自己改了一个名字。其实，早在参加红军后，她一直觉得“桂秀”这个名字太女孩子气。如今，当了连指导员而领导着一个连的男兵，仍然叫这个名字，更觉得不合适。在吉安遇到当年万安游击队的负责人、带领她投奔井冈山参加红军的刘光万，就对他讲了自己的想法。
刘光万一听，说：“好！这名字改一改好！”他想了一会儿就说：“那你就改名叫康克勤吧。勤俭的勤，意思就是要克勤克俭，既勤劳又节俭。”康桂秀想了想，说：“这个名字不错，好听，只是勤字笔画多，写起来费事。我又觉得一个人光勤快还不够，还应当对自己要求更高一点。这样吧，把勤字改作清字，写起来比较省事，而且表示我在清清白白地做人，沿着一条清清楚楚的正确道路前进。你看怎样？”刘光万连连点头：“太好了。那你改名叫康克清吧！”
当晚，她与朱德讲起改名的事，朱德表示同意，而且笑着说：“好嘛，这名字的改动，说明你思想上又成熟一些了嘛。”
第二天，她就按照规定的手续，把改名字一事向组织上打了一个报告，组织上同意了。从此，她就不再叫康桂秀。也正是康克清这个名字，伴随着她行进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伴随她一直走到人生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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