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是朱德提议的。1958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他不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个建议。之后,因准备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征求中央一些主要负责人的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组织部和统战部,草拟了一份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候选人名单。这时,在这份名单上,没有提到国家主席候选人人选,只列举了人大常委会候选人人选,上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又作为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人选列入。朱德看了中央书记处送来的名单后,一看就感到中央可能把自己当作国家主席的候选人,因而希望中央重新考虑这种安排。于是,在12月29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朱德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并转书记处同志们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信中说:“你给我组织部、统战部对二届人大常委提名候选人名单一份,我同意。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赞同的。因此,名单中委员长一席可再考虑,以便整体的安排。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
这封信表明,朱德放弃了由国家副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的可能,主动推荐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候选人。襟怀坦荡、以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地位的高低进退,这就是朱德高远的人生境界。林彪这个小人凭空污蔑、攻击德高望重的朱德,安的何心可谓路人皆知。
自此,朱德连续3届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前后共17年。在担任委员长期间,朱德共主持了170多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制定了几十项重要法令,听取并讨论各部门的工作报告,做了大量工作。尽管他年事已高,每一次人大常委会议召开前,他都要对审议的议案和会议程序,认真地进行研究和安排,并提前到会,详细了解会议的准备情况,同副委员长们商谈有关问题。
1959年10月至11月,朱德视察了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等30多家厂矿企业。
1960年,朱德先后视察了上海、广东、湖北、北京、陕西、贵州、四川、河南、山东、浙江、安徽等10多个省市的一些工厂企业和人民公社。
1961年上半年,朱德到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省市视察。
1962年2月至6月,朱德再次到浙江、江西、福建、上海、山东、陕西、四川、云南、湖北等省市视察。这年12月到次年2月,朱德又来到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12个省、市、自治区视察。
1963年春夏,朱德视察陕西、四川、河南后,又于10月到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山东等5个受水灾的省视察。
1964年1月起的近100天里,朱德视察了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13个省、市、自治区。
1965年春,朱德再次到广东、四川、云南等省视察。
1966年,80岁高龄的朱德在这年初春时节离京到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广东等省视察。
庐山会议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朱德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所到之处,留下了许多佳话,也在心中留下过好些无奈。
一次,在南方一城市调研,正值秋末冬初时节。四处一片萧条景象,极不协调的是处处炉火熊熊、人头攒动。农民们个个意气风发,在砌垒的土炉前,挥汗如雨,大炼“钢铁”。公社的干部——那些小脚老婆婆们举着彩旗,敲着锣鼓,把从各家搜集来的碎铁烂锅,甚至好锅,兴致勃勃地抬来,投入土炉中,不时传来阵阵众人的鼓掌与欢呼声。
这时,一辆吉普缓缓驶来,车上的朱德默默地看着这一切。走下车来,朱德望着炼成的堆成小山般的“钢”,一坨一块像红褐色的太湖石,毫无规则、大洞小孔的。旁边插着一块大牌子:“钢铁元帅硕果累累。”朱德苦笑不已。
陪在身旁的技术干部看着朱德,不解地问:“首长?”朱德冷笑:“元帅们都这样‘硕果’?”干部哭笑不得。朱德严肃地问:“这种钢,能干什么用?”干部回答:“这种铁块,基本不能用。如果再加工么,一小部分可以铸成铁锅之类吧。”
朱德皱紧了眉头:“就是说,全民上阵大炼钢铁——只是把部分铁锅化了再铸铁锅?”干部冷嘲地说:“还要搭上十几亿人民币、几千万吨的煤炭和几千万方的木材,人工还不算在内。”听了这话,朱德把手握成拳头,狠狠地砸在自己的大腿上……
一年早春,朱德惦记着农民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口粮是否有了着落、早春作物长得怎么样,便踏上了到农村调研的路途,一路走一路看。他不顾长途颠簸劳顿,走进农舍,摸摸农家的铺盖,尝尝他们的饭食,问寒问暖,排忧解难。汽车经过一个城市市郊时,看到许多男女老少排成一条长蛇阵在公路上积肥,他不以为然地说:“这是让群众摆样子给我们看了!”
当时,朱德对严重脱离实际的“左”的指导思想和做法虽仍持有不同意见,但由于已受到错误的批判,使他难以继续公开表示。然而,朱德的态度依然是积极的,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他以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意见。
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的继续发展,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愈来愈严重,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遭到比1958年更大的破坏。从1960年上半年起,全国的市场供应日趋紧张,粮食供应更是严重不足。 朱德对这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极为关注。6月11日,他在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致函刘少奇,对解决当前粮食不足问题提出了个人的意见。中央很重视朱德这封信,把它作为政治局扩大会议文件之一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
严重的经济困难,深刻地教育了全党。1960年下半年,中央开始注意纠正以“共产风”等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调整有关政策。
1961年1月13日,朱德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时,着重讲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问题。接着,中共中央于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并进行整风整社。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718人。这是我们党在执政后召开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大会,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
当时,人民大会堂春意盎然。7000多名干部翘首以待,希望能早一刻听到领袖那富有启迪心扉、拨动乾坤力量的恢宏之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准时步上主席台。他步态轻松,面含微笑。瞬时,整个会堂中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主题是民主集中制问题。在讲话中,毛泽东主动承担了“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他对有些省委、地委、县委“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说就算灵敏”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毛泽东决心用民主的办法、群众讲话的办法来解决党内外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做好了挨骂的准备,同时也要求党的干部们不要怕骂自己的话,不要动辄给别人戴帽子、抓辫子。
既然让大家讲话,朱德也就为着团结,为着党的利益,敞开思想,对经济建设、党内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2月3日,朱德在山东组会议上发言。他在总结几年来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在群众运动中,往往一个偏向来了,掌握不住,越走越偏。”他还根据自己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指出:“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这种情况,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应当治病救人,不能搞惩办主义,无情打击。要很好地爱护干部,尊重党员的权利。”
朱德在发言中还总结了生产方面的经验教训,他说:“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上去,引导大家同自然做斗争。但不能用那种几十万、几百万人齐上阵的办法,不能那样搞,而是要有组织、有计划的搞。要使农民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发展生产的根本保证。”
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据。会议把在农业上实行“包产到户”的正确主张,说成是“刮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会议仍决定继续进行经济上的调整。 朱德在发言时说,由于我们在工业上贯彻了“八字方针”,在农业上贯彻了“十二条”和“六十条”,国内形势已大为好转。再加上自留地和集市贸易的补充,市场也活跃起来了,农民是很高兴的。“农民今后还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数人富,而是集体富,家家富,人人富,共同富裕。”
经过几年的调整,到1963年上半年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这时,一些干部中的急躁情绪又开始抬头。朱德既看到经济形势有好转的一面,也看到仍有困难的一面。在调研中,他每到一地,都注意从各地的不同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地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
1965年12月30日,朱德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习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已经持续了几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的经济调整工作,被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所打断。朱德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些正确主张和意见,没有想到也被视为“右倾”而受到错误的批判。然而,朱德在其中表现出的思想、品格却在历史的隧道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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