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30日清晨，雄峻的庐山曙色微明，朝雾迷蒙。一列车队沿着依山而筑的新修公路盘旋而上，在其中一辆缓缓而行的苏式“吉姆”轿车中，坐着朱德和孙子朱和平。6点多钟，车队穿过日照峰隧道，在晨曦中驰入牯岭上的359号别墅。这是当年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宅第。
朱德上庐山是去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原本说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朱德以为只是一个正常的工作会议，所以就计划着把孙辈也都带去看看“庐山真面目”。
当天，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前往看望朱德。朱德情绪颇高，兴致勃勃地说：“这是我第二次上庐山。”
原来，在1927年6月下旬，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的朱培德以“礼送”的名义要时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的朱德离开南昌。于是，朱德前往武汉寻找党组织。途中发现被敌人盯梢，便在九江访晤了昔日护国军时好友、第九军军长兼赣北警备司令金汉鼎，并由其陪同上庐山“游憩”，摆脱了“尾巴”。
那次因形势紧迫上庐山，朱德无暇览其秀色。32年过去，此番再上庐山，所处环境根本改变，心情也迥然不同。
7月，是庐山云彩变幻最美的月份，古往今来，胜景古迹，许多文人墨客留下了千古佳句。与会人中间不乏满腹经纶者，遇此良辰美景怎能不引发诗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这位前清举子自是触景生情，写下了一首七律《初游庐山》。
7月7日，朱德看了董必武的诗后，步原韵和诗一首：“庐山真面何难识，扬子江边一岭奇。公路崎岖开古道，林园宛转创新陂。行游险处防盲目，向导堪称指路碑。五老峰前庄稼好，今年跃进不须疑。”
从诗中，可以看出朱德此时的心境是轻松、乐观的，也可看出对“大跃进”实际工作中出现“共产风”、“虚夸风”很不赞成的朱德，这时还寄望“大跃进”的高速度发展能够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处处出现“五老峰前庄稼好”的新景象。
7月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会议确定了要讨论的19个问题，印发给与会的所有人员。
7月3日，与会人员开始按地区分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北、华东等6个大组，围绕着19个问题座谈讨论。中央机关的人分别编在这6个组，朱德被编在中南组。
中南组的会场，设在东谷河畔的一座小教堂里，与过去蒋介石居住的美庐隔河相望。
会议气氛可以说轻松、祥和，大家都非常认真地交流情况，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白天，安排大家开会、读书、看文件，晚上看戏休息。早晚还有人漫步游山，登高望日出。为此，毛泽东与到会者皆谓之曰“神仙会”。
7月6日，朱德在中南组会议上作了发言。他坦诚地说：“去年的成绩是伟大的。但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足，‘共产’搞早了一点。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还要搞经济核算。食堂即使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这是有关5亿人口安定的问题。”
朱德的发言，语调平和但观点鲜明，意见尖锐，很有分量。当时，农村公共食堂被奉为“共产主义因素”，“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被说成是群众创造的“新事物”，神圣不可侵犯，批评它、否定它无异于捅马蜂窝。朱德不避讳这种重大的敏感问题，敢于提出“‘共产’搞早了一点”，“吃饭不要钱，那一套行不通”，“食堂即使全部垮掉，也不一定是坏事”，这是需要政治勇气的。
对于“大炼钢铁”，朱德也不以为然。他说：“至于工业嘛，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指标太高，一轰而上，划不来。”这又是在捅马蜂窝，因为在当时，“大炼钢铁”是“大跃进”的主要内容，是“超英赶美”的具体行动。对“大炼钢铁”有微词，就是对“三面红旗”的态度有问题。这又是冒政治风险的。
其实，朱德讲这些意见，并不是一时兴起。它们来自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农村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出自对国家建设和人民生产的真诚关心。实际上，还在上庐山之前，朱德就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这些意见，“为民请命”了。
1957年整风反右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离开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正确路线，出现了一次重大曲折，这就是1958年至1960年的3年“大跃进”。
1958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上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会议还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会后，一个全民上阵大炼钢铁和全国农村大办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在全国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运动开始时，朱德的热情也是比较高的。他认为，总路线可以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大跃进”可以更快地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因此，他也曾多次谈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重要意义。
但十分重视实际的朱德，在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后，逐渐发现不少问题。尤其对各地出现的高指标、高速度、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做法产生了怀疑。1958年9月下旬，他在视察太原钢铁厂时说：工业生产不能光强调数量，还要注意产品的品种和质量。质量不好，产品卖不出去，积压在仓库里，岂不是浪费？11月14日，朱德视察天津大沽化工厂时指出，建立人民公社不能强迫命令，能办到的就办，一时办不到的可以慢慢来。快或慢要从具体情况出发。12月10日，朱德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指出：“要注意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对人民公社和全国经济的发展都很重要。”第二天，朱德在听取河南省委汇报工作时说：“我们是不是能很快就实现共产主义了呢？条件尚不具备时，太急了，是不行的。大炼钢有缺点，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出路。公社化的速度可以慢一些，不要忙。有的总想走得愈快愈好，但总有个客观规律，光想快不行。”
针对当时刮得很厉害的那股“共产风”，1959年1月30日，朱德在视察广东省良口人民公社时说：“共产主义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不能急。”朱德对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做法很怀疑。
朱德对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也感到很气愤，有一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一亩地施肥几十万斤，下种上千斤，这不是发疯吗！”他对这些问题的态度，都是比较冷静、比较实事求是的。
5月27日，朱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一起离开北京到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视察。沿途朱德反复强调要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6月1日，他在听取抚顺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指出：人们没有了家庭，生活资料不归个人所有，就没有劲头搞生产。比如房子如果归个人所有，就可以鼓励群众自己盖房子。“社会主义是万世基业，家庭也是万世基业。”6月10日，朱德在旅大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指出：还是要有家庭，有了家庭，就要考虑衣食住行问题。秋后要把粮食分给社员，愿意吃食堂的自愿参加，实行饭票制，自己拿钱；不愿吃食堂的可以回家吃，完全自由。
6月15日，朱德一行前往吉林省视察。次日，朱德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时说：“吃饭不要钱”不行。一吃食堂就增加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积极性。这个政策要10年、20年不变。有人怕农民富了会发展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农民富裕了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群众的生活越富越好。
6月20日，朱德一行前往黑龙江视察。回京前，朱德对省委负责人尖锐地批评“大跃进”中刮起来的“共产风”，说：“去年十几包，包不了，还是让群众自己包。生活资料要归自己，搞好生活也要靠自己，不是靠国家。全国6亿人口谁包得了？家庭还是要恢复起来，少不了家庭。那么多婆婆娃娃，不是家庭负责谁能负责？”“有了家庭各方面才能稳定巩固。”
朱德胸怀坦荡，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上庐山后，他反复申述自己的意见，谈对形势、成就和缺点错误的看法。
庐山会议期间，朱德多次和一些省（主要是中南各省）的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发表了很多意见。这些意见，大多是针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提出来的。
7月8日，朱德对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说：“究竟是让农民富，还是让农民穷？许多干部看不清这个问题。我看应当让他们富，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的富，一县一县的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
7月9日，他向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指出：“去年最大的是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一是公社化。结果该搞的未能搞成。私人的坛坛罐罐归了公，农民的家务被搞掉了，使国家也受到了很大损失。现在应退回去，首先要把农民的家务恢复起来。”“可以允许公社社员搞些副业。”“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有些担心。当这么多人的家是当不好的。”
7月11日，朱德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省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实际上是对公有制的补充。保留一点私有制，把家庭副业发展起来，农民才会有积极性，才会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否则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去年全民大炼钢铁是不应该的，不但损失了20个亿，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别的事情。”
正当大家对纠正“左”倾错误讨论得很热烈的时候，7月14日发生的一件事，使会议的轻松气氛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一封信引起的。彭德怀对国家当时出现的问题，心中十分焦虑。眼见庐山会议就要结束，使他感到不吐不快。14日这天下午，他把自己写的一封信送到毛泽东那里。在信中，他首先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失有得，然后大胆地要求认真总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
彭德怀的信，是在亲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思考后写的，反映了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然而，这信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7月16日，毛泽东把信拟了个《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发给大会，要求评论这封信的性质。但在讨论中，还是有很多人表示赞同信的基本观点。
就在毛泽东指示印发彭德怀的信的当天，朱德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你们省有百分之五的社员愿意回家吃要允许，不要戴帽子，不要歧视。”又说，“去年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怪下面，问题在于‘跃进’的速度和时间，没有条件办的也硬去办，如大炼钢铁。去年是拿钱买经验。如果去年不是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样再维持几年，农业就会皆大欢喜了。至少肉、鸡、蛋会有的吃。”“公共食堂建立时靠党团员带头，退出去也要靠党团员带头。要认真研究一下农民的心理，要向农民讲清楚，并让其讨论，否则没有人敢讲话。”
7月17日，朱德在小组会议发言说：“去年的缺点是刮了‘共产风’，不承认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只有承认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多劳多得，农民才能有生产积极性。”
7月20日，朱德在小组发言中说：我要再次强调帮助农民建立家务的重要性。不论在工矿企业或公社中，都要强调经济核算，个人也要有经济核算。这样，日子就好过了，生产、生活也就能安排好了。
7月23日，朱德接到通知，去出席全体会议。一到会场，朱德就感到会议气氛很严峻。他听到毛泽东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3次安眠药，睡不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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