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退出中共上海发起组以后

陈独秀和张东荪的论战

1920年10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演讲，张东荪对此所表现出的热情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批评，更使他的朋友惊诧。他由罗素的演讲而重新审视自己所宣传的社会主义，认为“中国的惟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要改变中国的状况，惟有“开发实业”，“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并批评社会主义的宣传是“空谈主义”。

对此，李达最早发表批评文章，称张东荪是个“无主义无定见的人”。紧接着，陈望道、邵力子也发表文章表示反对。在受到朋友的批评后，张东荪又发表《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引述罗素在中国讲演时的话：“中国第一宜讲教育，使无知识的有知识，使有知识的更进一层。第二是开发实业救济物质生活。至于社会主义不妨迟点。”这些意见引起老友陈独秀的关注，他在致张东荪的信中提出了两个极为实际的问题：“（一）社会的工业有没有成立的可能性？（二）先生所谓在通商口岸与都会里得着‘人的生活’的，到底有多少人，这班人属何阶级，他们是否掠夺他人之劳力与（获）得比较好的生活？”

针对张东荪提出的“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的言论，陈独秀反驳道，这正是他们之间“重要的争点”。他认为：中国可以用社会主义开放实业，无需非资本主义不可，“中国资本家都直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底买办，只能够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只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个世纪也没有希望”。

张东荪并不接受陈独秀的观点，所作长文《现在与将来》便是他对“社会主义论战”的最终态度。文章把中国的现状概括为“四病”交加，即“无知病”，人民没有知识；“贫乏病”，人民多困于生计；“兵匪病”，兵连匪结，民不聊生；“外力病”，外国列强恃势欺凌中国。这些都是当时中国的实情，遗憾的是，他没有深入地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本质是什么。

他认为要根治“四病”，只能对劳动者进行改良，只能“开发实业”，“增加富力”。这就要依靠渐起的“中产阶级”，即他称之为的“财阀”。张东荪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除“少数工厂有工人以外，简直是没有”，他们“人数又少，直不能有何势力”，“人民贫乏太甚，求食不得，不能久持”。在此背景条件下，如果高喊“劳农主义”，那必定是“伪劳农主义”。他老调重弹，中国目前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更不可能组织无产阶级政党。

在张东荪看来，中国若实现社会主义，是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阶段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静待”，只能做这样一些工作：一是普通的文化事业，二是推行广义的教育事业，三是切实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四是协社的实行，也就是实行合作社的方法。这些才是将来实行社会主义的基础性准备工作。应该说这些思想是切近中国的现实，然而，他的主旨思想是取消建立共产党，不同意建立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当然是那一代共产党人所无法容许的。

中共“二大”后不久，陈独秀给张东荪去信，提出发展中国实业应该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途径，实际上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他看到陈独秀已经正视中国的现实，在回信中又再次劝告这位当时的中共领袖，不要将革命的矛头对准资产阶级，打倒军阀才是时下的当务之急，如果军阀不除，“劳动阶级即把资产阶级完全打败，也是不相干的，还是仍在十八层地狱里么？”

这时，张东荪还将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又叫行会主义、工会主义，主张否定阶级斗争，鼓吹在工会基础上成立专门的生产联合会来改善资本主义，只承认改善工人出卖劳动的条件，却不消除根本制度，反对建无产阶级的政党——编者注）的人，集中到《时事新报》副刊《社会主义研究》的麾下，公开亮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以表明与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分野——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张东荪所追求的即是后一种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