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退出中共上海发起组以后

区别对待国民党与共产党

1932年8月20日，张东荪发表《阶级问题》一文，集中批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说，马克思对“阶级”的阐释本身“是一个极不清楚的概念”。社会学定义的“阶级是广义的，而马克思派的阶级是狭义的”。按照马克思的“一部人类史乃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的说法，那岂不是说“历史是人类相斫书”，“是打仗的记录而已”。他不同意战争的阶级属性的说法，认为战争是人贪婪、掠夺和占有的天性所为，“国与国的战争，人种与人种间的虐杀，若都是以阶级斗争论，则阶级的意义便不明了”。

张东荪认为，中国既不是封建社会，又不是资本主义前期，如果非要套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编者注），那“实在是一种拙笨到万分的事”。马克思的公式只“不过是欧洲各国的历史的共相，而决不能当作一个普遍的范畴，亦不完全适用于我们东方”。他承认阶级的存在，却不赞成将阶级明确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出于“战略”的考虑，为了进行社会革命，即“以一个阶级为基础来抢政权”。

张东荪对阶级的划分有自己的见解：“中国的社会阶级都具有东方的色彩。”即阶级“是指社会上由某一种利益与某一种机能而归类的人们而言”。通俗地讲，中国的阶级是以所从事的行业而划分的，一种行业“而同时即是一个阶级”。中国有农、工、商三大类，自然也就形成三大类阶级。在这三大类阶级之外的，他将之定义为“余剩阶级”、“游离分子”。

他对自己独创的这个“余剩阶级”，一直带有很深的成见，也对中共领导的工农革命不理解不赞同，以致产生很大的抵触。

当然，张东荪对共产党的批评，与谴责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有着严格的区别。和所有的民主主义者一样，他对国民党的不满，远远超过了对共产党理论的不理解。他说：“老实说，我们对于国民党与共产党是这样分别对待的：即对于国民党的理论以为虽然不能说怎样好，然而其中所含的毒汁尚不算甚多；而一切罪恶却都在国民党的行动，因为国民党的行动与其理论本来是两回事。至于共产党，他的行为尚未大表现，我们不很容易下判断；只就其反对国民党一点而论，我们不但不反对他，却还可以赞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