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朗
力倡放权，先行一步
在积极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习仲勋迅速形成了根据广东特点而不同于内地的经济发展思路。
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让广东放手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渔业，放手发展农副产品加工等社队企业，放手发展外贸出口工业，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并且为此提出一个颇有震撼性的意见——要求中央授权广东省。鉴于广东与港澳来往密切，希望中央能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
1979年1月，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的吴南生提议，利用汕头市的地理优势和华侨众多的特点，在该市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发展经济。主持会议的习仲勋当即表态同意，并且扩展了吴南生方案：不仅在汕头搞，“全省都搞”。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习仲勋决定就此向中共中央反映，“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由此，形成了中共广东省委创办“贸易合作区”的方案，即：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此即中国改革开放史上著名的“广东先走一步”的方案。
所谓“广东先走一步”，核心是“放权”。在发展广东经济的实践和探索过程中，习仲勋深深感觉到“旧的经济体制把我们的手脚捆得紧紧的，使我们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同时也无力克服自己的短处和弱点”，于是要求中央放权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习仲勋在小组讨论会上、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各组汇报会上和向邓小平的专题汇报中，三次明确向中央要权：“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他并且说出了一段惊心动魄的话：“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这些话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广东要是一个‘独立国’的话，现在会超过香港。”这是对当时经济体制的挑战，是对中央权力的挑战，同时也是实行改革开放伟大战略的需要。如此石破天惊的意见，彰显的是习仲勋的魄力、睿智和勇气。
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提出的意见，得到邓小平、华国锋等中央领导的重视和肯定，邓小平鼓励广东省“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并把广东省委一直踌躇未决的“贸易合作区”名称问题解决了，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嘛，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华国锋表态支持：“要进行体制改革，广东可以搞一个新的体制，试验进行大的改革。”由此，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文件正式提出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广东改革开放的大幕由此启动。
敢于担当，勇于创新
改革开放给广东带来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导，深刻影响了全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在这个历史关头，习仲勋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需要强调的是，在他履职广东的很长时间里，文革形成的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弥漫全国，习仲勋本人1962年因“《刘志丹》小说问题”遭诬陷尚未平反，他在广东的探索和改革，是在甘冒风险中开始和进行的。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当时他也“心有余悸”，甚至可能“被挤出广东”，但他出于对党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心，毅然决然坚持冒险去做。他反复表示，如果广东还是慢步走或原地踏步，心里不安。他说，“广东先走一步”的问题，关系广东的发展，同时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因此，“拼老命我们也要干”。
在中央批准广东兴办“特区”后，他提出应采取的立场和态度：“我看要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决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胆识，勇挑重担，不要怕犯错误，怕担风险；第三，要有务实精神，谦虚谨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风头，不要怕否定自己。特别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要有闯劲，要当孙悟空，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敢于改革，只要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就可以大胆试验，不要等。”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习仲勋突破进取，向中共中央建言献策，开启了广东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崭新局面，示范和引领了全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李东朗，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史教研部民主革命教研室主任，著有《抗战不能忘却的事件》《中国共产党史稿》（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等学术著作八部，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历程》（第一卷）《长征全史》等著作13部，参撰《中国共产党谈判史》《抗日战争全史》《20世纪中国政治史》等2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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