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朗
习仲勋在湛江农村视察时与青年交谈。（资料图片）
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最大特点，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而广东的改革开放是和习仲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习仲勋的认真负责、积极探索和勇于担当，催生了广东的改革开放，使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习仲勋，可能就没有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
严峻时刻，履职广东
1978年4月，蒙冤受害16年、复出不及两个月的习仲勋匆匆赶赴广州市，主政广东。其时，广东省的形势复杂而严峻。
第一，经济状况不良。农业发展低于全国平均速度，全省五分之一人数的口粮在30斤保护线以下。贫穷饥饿引发“群众议论纷纷，有些地方甚至怨声载道”。城市设施欠账很多。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曾多次焦虑地说：“我们家乡实在是太穷啊，快想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啊!”
第二，贫穷及其和香港的巨大差异，引发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仅1979年1月至6月初，深圳收容站收容的人数已超过10万（包括港英当局同期遣返的33000多人）。由于大量劳动力外逃，9万亩耕地抛荒，使低迷的农业生产雪上加霜，成为困扰广东的重大问题。同时，偷渡引起香港当局的严重关切和交涉。
第三，积案甚多。文革十年浩劫，全省超过11万名干部被立案“审查”（占原有干部总数的15%），其中副专员、副厅长以上干部640人（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4.5%）；2.8万多名干部被强制退职退休、插队落户，10.7万人被以“战备疏散”名义赶出城镇；还有以所谓“海外关系”黑六条，给一批干部加上种种罪名。另外，在文革前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出现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和遗留问题，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的广东“反地方主义”运动，牵涉面多人广。因此，有步骤地处理建国后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是一项十分紧迫而又重大的政治任务。
第四，一些领导干部思想不解放，精神不振作。在干部队伍中出现两种偏向，一是思想僵化，“条条框框很多，左顾右盼”：一是心有余悸，害怕出错，因此工作缩手缩脚，觉得少做一点好，做多了容易弄错。
鉴于广东的形势严峻和复杂情况，中共中央选调习仲勋把守中国的“南大门”，治理这一国家战略地区。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拨乱反正，寻求突破
对于中共中央的任用，习仲勋有清醒的认识，“感到担子很重”、“责任十分重大”，但他决心“以跃进的姿态，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应有的贡献”。履职伊始，他就明确指出“必须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侨务政策，民族政策，对敌斗争政策，以及经济建设中的各项政策”。为此，他全身心投入，开展全省性的大规模整风活动，大张旗鼓地复查和纠正冤假错案，积极参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和宣传，坚决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当时阻力很大，有人向中央告“状”，甚至省委领导人也不同意；也有人从北京传话，要他在“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上慎重。出于对党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心，他没有退缩和犹豫。他的这些举措，迅速打破了广东省的沉闷局面，在组织领导、思想路线、工作作风转变和人心聚集等方面，产生了突破性作用，为广东走出文革破坏的困境和改革开放先行一步，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解决农业经济困难，是当务之急，他积极寻求突破的途径。1978年7月，宝安县委提出发展经济的建议，如吸收外资搞加工业；恢复边境小额贸易；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种植其他作物出口香港挣外汇等。这些建议，和当时的政策和政治提法，明显存在距离，但习仲勋明确表示同意，指出：“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可以多挣外汇，你们就养什么、种什么。”习仲勋还特别指示他们，对这些问题要“说办就办，不要等”。习仲勋的这些话，实际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是要按照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思路去解决面临的问题，一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规划实施。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不同寻常和超前的，既令人吃惊又令人耳目一新。根据他鲜明的态度和大胆的决定，宝安县开始建设外贸基地，过境到香港兴办养鸡场，逐步扩大小额贸易，由此启动了寻求经济发展的新方式。需要强调的是，其时距离习仲勋履职仅3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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