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聚虽短，亲情绵长

书信里找回父爱

如果不是父亲到莫斯科养病，任远芳也不会明白，原来“有人管着，有人关心，有人给零花钱，有人帮盖被子”的滋味是如此美妙。

1949年12月初，中共中央让陕北时期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之一的任弼时到莫斯科养病。自16岁起，近30年艰苦的革命生涯，摧毁了任弼时的健康，才四十五六岁的他就被高血压、糖尿病折磨。1950年元旦，任远芳在国际儿童院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父亲养病的巴拉维赫疗养院。这是她记事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

“没什么感觉，没上演父女情深、泪流满面的场景，那时，也不懂父爱，都不认识他。他让我叫爸，我没叫。而且，我老躲着他，不敢接近他，才呆了一天，我就提出要回儿童院。”但是，到底是血脉相承，和父亲相处一个礼拜后，任远芳终于在他浓浓的关怀中，开始有了依恋之情。她将这些心情诉诸笔端。

“一开始，他问我学习好不好，我说，成绩还不错，小学四年以来，各科成绩全是优，他很高兴。完了，他教我中文，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中文。他在一张纸上，很工整地写下‘大、小、人，姐姐、哥哥、弟弟’，然后，就在旁边写下相对应的俄文，告诉我怎么发音。”

“一个礼拜后，因为要上学，我离开了爸爸。在临行前一天，因为不舍得，哭了。后来，我们就频频写信。”半年时间，父女的往返书信有三四十封。这些信，一直被任远芳悉心保存着。父亲走后，任远芳时常翻看书信，父亲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

1950年，父亲在莫斯科养病半年后，任远芳和他一起回国。回国的列车从莫斯科出发，行进了10天10夜，到了中国满洲里换车头。停站时，任远芳下车到商店里买东西，遇到一位男同志用俄语问她：“和你一起坐车的是谁，叫什么名字，干什么工作的？”任远芳这才想起，自己不知道父亲是干嘛的，于是便问爸爸。“而爸爸像自言自语地对我说，‘我干一般工作，坐办公室’。”一直到父亲去世以后，任远芳才知道父亲的工作。 回国后，到北京育英小学上学的5个月中，是任远芳在父亲身边最长的日子。“但父亲也很忙，时常外出，匆匆忙忙的。”任远芳从不缠着他讲革命斗争的经历，照她的说法是，“不懂，没那需求，也没那觉悟。”但那期间，父亲帮助她适应新的环境，融入这个大家庭。她开始使用自己的中文名字“任远芳”，也开始和母亲、姐姐和弟弟交流。

任远芳说，父亲也很疼她，但疼并不等于溺爱。回国不久，在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其他30多个孩子也陆续回国了。他们中很多人不知自己的父母是谁，也不懂中文，于是，组织上决定让这些人去哈尔滨上学，继续学习俄语。

那时，任远芳也很想和他们一起去那里上学。但父亲不同意，怕她不适应，也想给她提供一个学习中文的好环境。于是，便把其他几个家里不同意去哈尔滨读书的女孩子，像邓发的女儿邓金娜、曾三的女儿曾芳兰等接回家中跟她一起住。

同样让任远芳记忆深刻的是，每到休息时，父亲会和他的秘书下象棋、跳棋。后来，任远芳经常扯着秘书跟自己下棋玩，但她时常会因为输棋而发脾气、耍赖，但父亲并不因为她年纪小而迁就她，而是严肃地批评她，让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1950年9月的一天，正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她和弟弟任远远一起，突然被人接回家中。

她一开始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是看到，父亲闭目躺在床上，她去摸他的手，“还有点热乎”，“然后，看到一屋子的人，哭哭啼啼的，知道，可能不太好了。以后可能再也看不到父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