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还是战俘？
通告的内容只是管理条例和活动时间表，不值得大惊小怪，让日本战犯受到刺激的是公告的落款：战犯管理所。
即便是完全不懂中文的日本人，也能明白“战犯”这两个汉字。从1945年被俘虏之后，他们都是被当做战俘关押、劳役。苏联在1949年组织了伯力审判，对12名实施细菌战的日本战犯审理宣判，并没有涉及到移交给中国的这批战犯。直到进入中国境内，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战俘。
战俘和战犯，是两个不能划等号的名词，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战俘无关犯罪，战争结束后就应该被释放、遣返，苏联人给过他们这样的承诺。战犯，意味着犯有战争罪行，要被审判，很有可能被送上断头台。
一字之差，对这些日本战犯来说事关生死。一些人当即把公告扯碎，叫嚷着“抗议”。一些人暗中煽动，撩拨狂躁情绪。很快，日本战犯们骚动起来，监舍内聒噪一片，甚至有人开始绝食。
战犯管理所马上展开应对，岗楼上架起了机枪，围墙内负责警戒的战士端起了长枪，而且上了刺刀。看守员的巡视变成了五分钟一次的高频率，特意穿上军靴，走路“咔咔”有声，造成威慑之势。其实，很大程度上这只是做给日本战犯看，战士们的枪只在越狱或暴动等极端情况下才会使用。真正给他们的惩戒，只是减少自由活动时间，少数几个带头闹事分子被单独关押起来。
局面很快稳定下来，但这些日本人并没有那么容易接受自己的战犯身份。战犯和战俘不但区分着未来，还定义着过去：他们在侵略中国时的所作所为是不是犯罪。
日本战犯们对自己罪行的否认，心态不尽相同。有些人明确知道自己血债累累，但把这些罪行都推给国家和战争，试图以此开脱自己。更多的战犯则是日本军国主义培植出来的恶之花，压根不认为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是犯罪。他们没有任何对罪行的悔恨，甚至对战俘身份都觉得羞愧，认为那不符合“武士道”，抗拒改造、顶撞管教被当成了“勇武”。
闹监很快平息，但交锋没有停止。
一天，原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找到管教干部金源，要求面见管理所所长孙明斋。金源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给两人担任了翻译。
藤田茂不但是这批战犯中军衔最高的人之一，而且是个死硬的军国主义分子。从苏联的战俘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他和当过多年伪满洲国“太上皇”的武部六藏一直是日本战犯的核心人物，有“文看武部，武看藤田”之说。
据金源回忆，藤田茂在进入管理所之后很长时间，都保留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标志性的仁丹胡。面见孙明斋时，藤田茂态度嚣张：“我要见你们的毛主席，请安排一下。”
孙明斋又好气又好笑，耐着性子说：“有什么话就跟我说。”
藤田茂要说的，就是声称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都是战俘，中日战争已经结束，应该释放遣返回日本。
孙明斋明确告诉他：“这里没有战俘，只有战犯。你还是这些战犯中罪行严重的主谋之一。”
藤田茂当然不承认，两个人针锋相对。孙明斋义正词严地教训了他半天，藤田茂根本听不进去。最后，孙明斋站起身来，半是命令、半是送客：“你好好读一读《帝国主义论》，搞明白帝国主义是个啥东西，对照自己想想，你是不是战犯。”
藤田茂回去了，饭盛重任又来了。他担任过伪满洲国高等法院法官，以“法律权威”自居，满口的“国际法”、“国际公约”，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就是要证明他们是战俘而不是战犯。
日本战犯们不再大规模闹监，转而开始联名写《抗议书》，还要把《抗议书》递给联合国，声称自己受到“非法对待”。
刘家常说，日本战犯刚开始搬出“国际法”的概念时，管理所还真是有些挠头。那时候没几个人知道“国际法”为何物。于是，管理所千方百计找来了相关的资料，首先让管教干部学习。
“学了‘国际法’，很多管教干部更气不打一处来。”刘家常说，“那些对战争罪、战犯的定义，条条款款都能套在这些日本战犯的头上，他们居然还敢谈国际法？”
既然日本战犯打出国际法的名义，那就用国际法来回击。管理所组织日本战犯集体学习，特别是二战后审判战犯时制定和应用的一系列法律条文。
从纽伦堡审判启用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一次详细规定了战争罪的种类和等级，甲级战犯是犯有反和平罪的战争策划者，日本的甲级战犯已经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得到了审判。关押在抚顺的这些战犯，属于乙级和丙级。
单就“战争罪”这一条，这批日本战犯就没有一个人能脱身罪名之外：违反战争法规与惯例，对所占领土或占领地的平民之谋杀、虐待，为奴隶劳役或其他目的的放逐，对战俘或海上人员的谋杀或虐待，劫掠公私财产，实施非军事需要的破坏……
其实，那几个搬弄国际法的日本战犯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样的学习改变不了他们的态度。但是对大多数特别是低级别日本战犯来说，他们原本也不知道国际法中对战争罪和战犯的定义。这样的学习让他们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战犯成了无可推脱的身份。
接受战犯的身份，也就意味着认罪的开始。
以德报怨
日本战犯在战犯和战俘的身份上纠缠，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们则经历了另一番内心纠结：这些日本人是仇人还是犯人？
抚顺战犯管理所成立之初，共有145名成员，多为军人出身，很多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日军真刀真枪地生死相搏过。第一任所长孙明斋、副所长曲初都是老革命，孙明斋的舅舅被日军的狼狗活活咬死，曲初腿上的残疾就是拜日军所赐，其他大部分人也都能写出一本日本鬼子的“血泪账”。最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叫王兴的看守员，10岁时，他亲眼看到自己的7位亲人被日军用刺刀刺杀。
即便是最年轻的赵毓英等人，也对日本侵略有切身体会。他们看待日本战犯的眼光，难以克制地带有仇恨。但是，作为管理所工作人员，个人再大的血海深仇也要放下，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对战犯实施“三个保障”，即：保障不侮辱人格、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
所长孙明斋给大家做思想工作，也像是在说服自己：“我知道大伙想不通，其实我最开始也想不通，但是周总理说‘20年过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
当年的工作人员都记得孙明斋说的一个比喻：“我们现在克制、牺牲自己的感情，这也是一种战斗，就像当年在战场上和小鬼子拼刺刀。这些人当年全副武装时各位都没害怕过，现在改造他们的工作又有什么可为难的呢？”
抚顺战犯管理所，是审判定罪前关押战犯的地方，是一个还不能叫做“监狱”的监狱。在人们的印象中，监狱意味着阴暗、冰冷、残酷、恐怖。而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除了失去自由，其他任何方面都要比真正的囚犯优待得多。
最初几天，管理所为战犯提供的伙食是粗粮、细粮搭配，以高粱饭、窝头为主。以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而言，这已经是中等偏上的伙食标准。不说别人，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吃的也是这些。
个别日本战犯却对这样的优待不领情，他们先是拒绝吃粗粮，把饭菜倒进马桶里，继而发展到绝食。
管教干部看了心里有气，有人说：“他们不吃就是不饿。这顿不吃粗粮，下顿还这么做。”有人说：“槽里有草饿不死驴，看他们能挺几天。”
但是，连续几天，几个死硬分子真的一直拒绝进食。不管是什么原因，真要是在管理所有战犯饿死了，都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管理所赶快将情况向上级汇报。
很快东北公安部转来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将战犯们按将官、校佐、尉官以下三级，分成小、中、大灶三种待遇，全部供给细粮。
具体的伙食标准列出来，让很多管教干部都不能理解。这些战犯每人每天菜金最低0.42元，最高1.54元。这是什么概念？当年最好的东北大米每斤只要0.1元，猪肉是每斤0.3元。
即使是最低档次的战犯伙食标准，也要远远高于管理所工作人员的水平。这样的“牢饭”恐怕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份。
日本战犯不但吃得好，会吸烟者，每人每月提供一条纸烟；每周洗一次热水澡、每月理一次发、定期接受体检；每年春秋季各召开一次运动会，每逢节日还要搞会餐。管理所医务室的医疗设施甚至超过当时的中级医院，部分战犯在战争中受伤致残，管理所为他们全部安装了假肢。
赵毓英学的是高级护理专业，还给她分配了新任务：“营养护士”，就是要给战犯调配食谱，保证营养均衡。
每天，赵毓英开出菜谱，负责后勤采购的高震照单采买。高震后来成了赵毓英的丈夫。“那时候我们俩可没少吵架拌嘴，他对我满腹牢骚。‘你开单子也不看看季节，三九天哪里有西红柿卖？’‘指名要河鲫鱼，渔民要知道是给日本人买鱼，非把我当汉奸揍一顿’。”赵毓英笑着回忆。
抱怨归抱怨，高震还是会想方设法把菜谱上的东西购置齐全。炊事员也有情绪，故意把米或菜洗得不干净就上锅。这个情况很快被发现，遭到了管理所领导的严厉批评，从此杜绝。
赵毓英说，每次大会小会，领导们都要强调一遍“三个保障”，严肃纪律。我们也逐渐理解，优待日本战犯，不但是实行人道主义，更是改造他们的方式。要让他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中国人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反省他们又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
中国人的以德报怨，拷问着日本战犯沉沦已久的良知。
“文看武部”，说的是日本战犯的标志人物武部六藏。他在1940年至1945年担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是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首要战犯。此人极端顽固，一直宣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帮助满洲国建设”。
1952年，武部六藏突发脑血栓，经医护人员昼夜抢救脱险，但从此瘫痪在床。为了照料他，管理所委派焦桂珍做专职护理员。
武部六藏的一日三餐，都是焦桂珍一勺一勺喂到嘴里。他大小便失禁，焦桂珍端屎端尿，每天擦洗。直到1956年假释出狱，武部六藏四年不曾离床，却连褥疮都没有生过。
在接受审判前，武部六藏最终供述了全部罪行。六十多岁的武部六藏形容三十多岁的焦桂珍，“像母亲一样照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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