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石点头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为安全起见，战犯管理所曾暂时迁往哈尔滨。1952年，管理所迁回抚顺后，中央发来了新的指示，对日本战犯要开展认罪悔罪教育。
其实，认罪悔罪教育从战犯们进入管理所之后就一直在进行着，比如组织理论学习，认清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实质等等。而这一次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交代、揭发罪行，触及到了每个人的具体罪行。
并不是每个日本战犯都能老老实实地坦白。他们或是怕供认罪行会招致严惩，或是仍没有褪掉军国主义的幽魂，有人推诿隐瞒，有人直接对抗。
为了打开局面，管理所把号称“大和魂榜样”的鹿毛繁太作为突破口。
鹿毛繁太原是伪满锦州市警察局警务长，在其任内，制造无人区、抓捕残害抗日人士……罪行累累。进入管理所后，鹿毛繁太不守规，不服管，挑衅看守，恐吓认罪的同监，闹监最凶。在一次公然辱骂看守之后，鹿毛繁太被单独关押起来。
刘家常告诉记者，管理所如果只有优待怀柔政策，那些战犯中的死硬分子只会更嚣张。我们杜绝了所有的肉体刑罚，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惩戒措施。单独关押就是一种惩戒，类似于关禁闭、关小号。
鹿毛繁太是单独关押的常客，起初并不当回事，以为关个两三天就会放他出来。但这次，放他出来的前提是写检讨，写认罪书。
单独关押两天后，鹿毛繁太交了一篇十来句话的检讨，被管教干部金源打回重写。反反复复写了四遍，才算通过。而这还不算完，管理所要求他在全体战犯面前公开检讨。鹿毛繁太慌了神儿，请求管教允许他“考虑考虑”。这一考虑就是七天，管理所的广播器里传出了鹿毛繁太忏悔的声音：“我检查我的错误和罪行……”
“大和魂榜样”成了认罪悔罪的榜样。
像这样通过惩戒手段才认罪悔罪的日本战犯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在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和润物无声的感化影响下，重新审视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良知唤醒，邪恶褪去。
“直接或间接死在我手里的中国人民至少有6000人，也许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吧……”多年后，曾任伪满三江省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科长的岛村三郎在《从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中写道。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子里，他曾经伤害过的那些人的面容一次次浮现脑海，“想起了自己指挥部下在冰天雪地中枪杀30名抗联战士；想起了指挥活埋俘虏、亲手砍杀无辜百姓、甚至将其活活烧死时的惨叫声；想起了众多被塞进卡车送给731部队做活体实验的人们……”
日本军国主义将他们变成战争机器和嗜血的魔鬼，鲜血和暴行是他们在战争中的兴奋剂。战争结束了，军国主义阴魂消散，一遍遍回想这些罪行就成了煎熬。这何尝不是一种惩罚。
古海忠之，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被称为“二号太上皇”。武部六藏瘫痪后，他成了日本战犯中文职代表，“文看武部”变成了“文看古海”。而日本战犯看到的，是古海忠之发自内心的忏悔：“我过去完全是一个人面兽性的魔鬼。我是推卸不了夺取千万中国人宝贵生命、掠夺中国亿万财富的重大责任的。”“我千死万死也洗不净自己的罪责。”
“武看藤田”的藤田茂也认罪了。藤田茂出生在广岛，他知道原子弹在自己的家乡爆炸，而看到原子弹爆炸后的广岛惨景，却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放映的日本电影《原子弹》。这个最顽固的日本战犯开始思考：“日本的悲惨现实是怎样造成的？中国以前的惨状又是谁造成的？”他想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暴虐：“对军官全体教育说‘为使兵习惯于战场，杀人是快的方法，就是试胆。对此使用俘虏比较好’ 。‘刺杀比枪杀有效果’。”他给自己的罪行量刑：“若论我的罪，判几个死刑，也不能赎罪于万一。”
从1950年到1955年，在抚顺和太原两个战犯管理所，1113名战犯全部低头认罪，他们每人都亲笔写下了自己的罪行供述，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最终的审判，多数人认为自己的罪行“不能免死”。
一个不杀
用“罄竹难书”形容日本对中国犯下的罪恶，恰如其分。
1954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押日本战犯做出了“追究犯罪处分”的决定。此后两年时间里，700人组成的侦讯工作团分赴抚顺、太原两处战犯管理所，对全部日本战犯的罪行进行审查、侦讯、核实。
即便是把这一千多名战犯的罪行简单汇总，也足以让人瞠目：被他们直接杀害的中国平民和战俘有857000人，烧毁、破坏房屋78000处，掠夺粮食3700万吨，煤炭2.22亿吨……
曾经被视为“勇武”“忠勇”的行为，现在成了对良知的拷问和煎熬。一些罪孽深重的日本战犯也觉得自己“不死不足以谢罪”，有28人向侦讯工作团递交了处决请罪书，主动申请死刑。
藤田茂是自认必死无疑的日本战犯之一。他在回忆录中记录当时的内心活动：“按《波茨坦宣言》，虐待俘虏要被处以重刑。在国际法庭的审判中，已经有1200多名日本军官因此被处决。而我自己，仅‘秀岭一号’作战一战，就杀害了86名俘虏。我明白，单凭这一点就可以判死刑。”
血债血偿，于情于法都是这些日本战犯应得的下场。但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是依据他们的犯罪事实和认罪态度，采取了从宽处理的原则。最初给中央汇报的公诉方案中，绝大多数日本战犯被免于起诉，准备起诉的战犯是105名，其中70名罪行严重者足以被处以极刑。
这个已经是宽大处理的公诉方案却被中央否定了。周恩来在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汇报时作了指示：“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定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
依据“不杀少判”的中央决策精神，最高人民检察院反复斟酌缩减，最后确定的起诉人数只有45人。
1956年6月19日，审判战犯的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了，铃木启久第一个走上被告席。他是所有战犯中罪行最重的一人，曾指挥制造6起屠杀惨案，每次屠杀都几乎全村灭门，这些惨案的幸存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铃木启久当庭跪地认罪。
当年7月1日，是岛村三郎走上被告席的日子。在《从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中，他写道：“从开始悔罪时起，我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我希望能在法庭上以死刑的方式终结自己的人生。”
夏天闷热的法庭中虽然预备了冰块降温，但岛村衣服都已汗透，他全程神情严肃，从未动手擦去汗水。
审判长宣读完公诉书，轮到岛村三郎自我陈述，他忽然双膝跪地，泣不成声：“在镇压抗日行动中，我命令警察严刑拷问，刑罚无所不用其极……我无动于衷地听着这些惨叫，甚至把这当成一种乐趣……我当年是一个魔鬼，一个不通人性的魔鬼，我残杀了那么多善良人的儿女，却从未落过一滴眼泪……”
二战之后，在世界范围对战犯进行审判的有几十个国际法庭、军事法庭，庭审数千次，从来没有过的一幕出现在了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上。45名战犯，对法庭指认的所有罪行全部承认，没有辩解，没有推脱。被告席上的很多战犯痛哭流涕，当庭下跪，跪向审判席，又跪向旁听的中国民众。
参加旁听的外国记者评论：“中国的审判，虽然检察官与战犯、受害者与战犯、证人和法官与战犯、审判者与被审判者各自的立场不同，但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战犯和所有人异口同声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这在国际审判史上绝无先例。”
到7月20日，设在沈阳和太原的两个特别法庭，分四次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宣判。出乎这些准备以死谢罪的战犯预料的是，中国法官没有判决一个人死刑。铃木启久、武部六藏、藤田茂等罪行最重者，也仅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而且刑期从他们被苏联红军俘获时便开始计算。更让战犯们意外的是，除此45人之外，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先后分两批释放，遣送回日本。
宣判之后，被判刑的战犯被集中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改造，这里从此改称抚顺战犯监狱。他们之中，武部六藏因为身患重病，在宣判后不久即假释回国。另有一人在狱中病故。
到1964年3月，最后3名战犯被提前释放。此时，他们被新中国关押改造的时间总共有14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侵略中国的时间也是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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