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纯
1906年，马寅初北洋大学毕业后，公派赴美留学，先在耶鲁大学读硕士，后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从12岁入塾算起，他的读书生涯共22年。马寅初不但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经济学家，而且尤善演讲，雄辩滔滔。
1940年初，马寅初任重庆商学院院长，应邀给国民党的“将官班”演讲。这次演讲，为马寅初在国民党军队上层发出正义的呼声提供了一次好机会。
面对着一百多位将军，马寅初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说：“现在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一致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农民和劳动人民在前线浴血抗战；‘中等人’出钱，后方广大人民受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之害，减少了实际收入，为抗日负担了财力；‘上等人’既不出钱，又不出力，还在囤积居奇，高抬物价，从中牟利，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他们的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翻手为云，覆手成雨，顷刻之间就获巨利。存到外国大发国难财。”说到此处，马寅初怒火中烧，他无所畏惧地怒吼道：“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接着，他讲解了自己的主张：“要反对滥发纸币，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了做到有钱的人出钱，向那些发了横财的人搞一次战时资本捐或临时财产税。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的不义之财拿来充作抗日战争的经费。”讲演的课堂内时而鸦雀无声，时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马寅初这样一讲，那位陪同他前来演讲的人显得非常紧张，不知所措。马寅初讲完后，他连声谢谢都不敢说，而马寅初则扬长而去。这件事，蒋介石很快就知道了，由于他和孔祥熙、宋子文有裙带关系，所以他说：“骂孔祥熙就是骂我！”蒋介石下令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和马寅初，马寅初说：“叫叶元龙陪我去见蒋介石，我不去，要宪兵来陪我才去。”
1940年中秋节之夜，有人给马寅初送了一封信，他打开信封时从中掉出一颗子弹头。还有一个字条，上面写道：“不听招呼要吃卫生丸的！如果再演讲攻击政府，将以手枪对待，特此警告。”面对这种特务的恫吓，马寅初毫无惧色，他的态度是“士可杀不可辱”。
1940年11月10日，马寅初应黄炎培之邀，到重庆实验剧院演讲，他再次重炮猛轰发国难财的贪官污吏们。马寅初说：“如今是国难当头，人民大众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浴血奋战。但那些豪门权贵，却趁机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流血抗战，后方和平满贯，真是天良丧尽，丧尽天良！要抗战，就要这帮人拿出钱来。”他声明：“今天我的女儿也来了，我的讲话就算一份遗嘱。为了抗战多少武人死于前方，文人在后方无所贡献，该说的话就应大胆说出来。蒋委员长要我去见他，他为什么不来见我？在南京我教过他的书（注：蒋介石对经济学外行，曾请马寅初到家给他讲解一些经济学原理，即请马寅初当过他的家庭教师），难道学生就不能来看老师吗？他不敢来见我，就是害怕我的主张。”马寅初还说：“有人说委员长领导抗战是民族英雄，但是照我看来，他只能算家族英雄，因为他包庇他的家族亲戚，危害国家民族。”当时在会场里有特务混在听众之中，因此马寅初大声疾呼：“在后面的警察们，要逮捕我马寅初吧？那就请耐心一点，等我讲完后再下手也不迟。”
蒋介石终于按捺不住了，1940年12月6日一个姓吴的宪兵团长，带领一群宪兵闯进重庆大学，声言奉最高当局之命，要带马寅初去谈话，实际上是逮捕他。临行前，马寅初把一本英文书交给了丁洪范教授，他说：“抽资本税不是我马寅初的发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就实行过。对豪门巨富，抽其财产税理所当然，我走后，还望你们多研究，坚持下去。”
回顾这段往事时，马寅初的次子马本初先生曾对笔者说：“先父被捕时，要求家里的人不准掉一滴眼泪，我们遵从他的要求，无一人落泪。有的文艺作品把我们家人写成哭哭啼啼，这不符合事实。”
马寅初被捕后，先是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1942年6月转移到贵州省的息烽监狱。周恩来等人曾多方面营救马寅初，但蒋介石不买账。不久，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华，他对蒋介石说马寅初在美国读书时和他是同学，所以这次他来中国要会见一下老同学马寅初。蒋介石处处仰仗美国的援助，面对赫尔利的要求，他只好在1942年8月20日释放了61岁的马寅初，但他实在害怕马寅初雄狮怒吼，只好以不准他写文章、不准演讲、不准授课的三条禁令，把马寅初软禁在重庆歌乐山木鱼堡5号的家中，直到1944年12月20日才首次允许他在一次聚餐会上演讲，而马寅初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工业化和民主是不可分割的》，其矛头所指，仍是现政府的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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