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苹
邓小平同志对我国城镇化改革非常重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我们今天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与意义。
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开启城镇化发展
我国城镇化由停滞到快速发展的起点正是农村经营体制改革。1978年3月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1980年10月召开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确立城镇发展的基本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全面启动体制改革，同年部署了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我国农村第一阶段改革仅用三年时间便基本成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实行，部分农民离开土地“自带干粮”进城，迈出了城镇化的关键一步。
此后，城市改革拉开序幕。1984年1月，国务院颁发了《城市规划条例》，同年6月，邓小平指出，虽然城市改革比农村复杂，但是有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们对城市改革很有信心。农村改革三年见效，城市改革时间要长一些，三年五载也会见效。随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创了我国以城市改革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务院放宽农民进镇落户限制和建制镇设置标准，乡镇企业迅速发展，成为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并带动了城镇的发展。邓小平肯定乡镇企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50%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提出了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基本战略，小城镇逐步得到恢复，新兴小城市和集镇也发展起来。
这一时期，无论是农村的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都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更重要的是让农村走向“工业化”道路，而工业化必然带来城镇化。
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共推城镇化发展
邓小平指出，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这里所谈到的“风险”，在深入推进改革中凸显。原有体制作用受到抑制，市场机制作用日益扩大，“分灶吃饭”财政体制促使中央和地方区域分割等 “发展中的问题”涌现。1985年邓小平提出以价格改革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1986年，他明确提出，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
这个阶段，邓小平的城镇化改革思想从经济体制改革为主深化到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并重，面对城市改革进程的复杂性和困难波折，邓小平认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反复强调对城市改革，不要怕冒一点风险。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正是邓小平面对城市改革的无畏精神，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得以较快发展。1989年12月，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标志着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了法制化轨道。1990年我国城镇化率上升到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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