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介甫
驳斥“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在我国民族工作中出现了“左”的倾向，如：在平息叛乱、民主改革方面出现了严重扩大化；民族区域自治方面，不尊重自治权利，甚至任意撤消、合并民族自治地方；反地方民族主义扩大化，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急于实现民族融合，促进民族消亡；漠视甚至不承认民族特点；不重视对民族上层的工作，甚至任意加以打击；等等。这些“左”的倾向，后来在理论上集中表现为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
“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个说法，原来出自1958年中共中央批转青海省委《关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教训的报告》的批语。1958年4月，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发生反革命叛乱，裹胁三四千人，围攻循化县城两天三夜。叛乱区内68.4%的党员、65.9%的团员参加了叛乱。鉴于这种严重的教训，中央批语指出，要切实纠正只顾生产建设，不管阶级斗争，在对敌斗争上解除了思想武装的错误。对于少数民族的党员，需要经常加强阶级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教育，对其中有宗教信仰的党员还应当加强无神论的教育，使他们划清共产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有神论和无神论的界限，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者。中央接着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中，应当结合当地条件，坚定不移地贯彻阶级路线。要时刻记住“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不把握阶级实质，是不能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很明显，这里所说“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是针对循化反革命叛乱这类严重阶级斗争事件的教训提出来的，并且还在前面特别加上了“在阶级社会里”的限制词。这当然并无不可，因为当时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确实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如循化撒拉族叛乱、康青藏区叛乱、达赖集团1959年在西藏发动武装叛乱，毫无疑问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
但是，这个说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批判统战、民族工作方面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就根本改变性质了。它被扩大化、普遍化，提升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甚至被编入马恩列斯语录，用作语录的标题），并且去掉了前面“在阶级社会里”的限制词。这样一来，“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就变成一个没有时间、地点、条件的普遍命题，不论什么时代，也不论什么国家，只要有民族问题，其实质就是阶级问题，有些民族问题（如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和民族间互相通婚之类的问题），他们认为其“实质并不是阶级问题，因而也就不成其为民族问题”。民族和阶级、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被说成同始同终，混而为一。“只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消灭了，民族问题才不存在。”而他们所说的“阶级问题”并不包括劳动阶级，而是指“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蒋介石匪帮以及各民族中的反革命分子”，“少数民族中没有改造好的民族宗教上层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农民中的一部分具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他们根本否认劳动人民中有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因而当然也不承认斯大林和毛主席的名言“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认为民族矛盾只能是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反映。
由此可见，“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个说法，第一否认了毛主席“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的著名论断，否认阶级消亡后民族还会存在很长的时间，仍然会有民族问题。
第二，否认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仍然把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说成是剥削阶级和反动派的问题，并以此为根据把我们党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打成“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当时的批判者断言：这条路线最本质、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否认阶级问题是民族问题的实质，否认我们国家中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存在是民族问题存在的根源，否认民族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革命问题。由此，他们给我们党的各项民族政策扣上种种罪名。如：把我们党从实际出发，在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和平改革，说成反对阶级斗争，反对革命；把我们党1953年提出的消灭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任务，说成是掩盖阶级矛盾，转移阶级斗争的锋芒，不要革命；把强调实现民族自治权利，说成是只讲民族，不讲阶级，只讲民族自治，不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把自治机关的民族化，说成反对共产主义化，要资产阶级化，搞全民党；把在反对民族主义中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说成是反汉、反党、反中央；把承认民族差别，注意民族特点，说成反对民族亲近和民族融合，反对打破民族壁垒和民族界限，要永远保存民族，从而保存阶级；把讲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说成是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搞全民国家；把对少数民族上层的统一战线，说成是投降主义。如此等等。李维汉和一大批民族工作者、少数民族干部由此遭受错误的批判和打击。
第三，否认即使在旧社会，民族问题也不完全限于民族压迫和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问题（这无疑是阶级斗争和主要矛盾），各族劳动人民之间也存在民族关系问题，他们也必须在互相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和民族感情，正确处理彼此的民族利益的前提下，友好相处，团结互助。
第四，个别坚持这个说法的人特别强调它的世界意义，认为：“现在全世界还有数十亿人口，数千个民族，生活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毫无疑问，这些国家里的民族问题的实质仍然是阶级问题。”他们热衷于把这个说法推销到全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的国家，要他们接受这个“普遍原理”。但是，我们知道大多数发展中的国家都有多民族存在，这些民族间的关系已经根本不同于帝国主义与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关系。如果他们真的听信“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普遍原理”，用来处理这种民族关系，不是正确对待民族差别、民族特点和民族正当权利，搞好民族间的团结互助，而是挑起民族间的斗争和冲突，那就不可能有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更不可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得到发展繁荣。这显然决非这些国家和民族之福。
这些都可以说明，“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表现，是“左”倾错误路线在民族工作中的集中的理论表现。宣扬这个说法的人就宣称：“阶级斗争是一切工作的纲，也是民族工作的纲。”
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随着又来纠正“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1980年4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明确指出：“各民族的存在，多数是千百年历史形成的，今后很长时间也将继续存在。在我国各民族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引者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作：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因此，所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毛主席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时所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是指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垄断集团和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广大黑人同白人劳动者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毛主席这个论断，完全不能适用于我国解放后的民族关系），这种宣传只能在民族关系上造成严重误解。”
在中央的这个通知的启示和指引下，我着手起草《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一文。初稿写出后，送给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审阅。我的这个初稿，针对上世纪60年代用“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根大棒批判民族工作方面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时提出的种种论点，以及强加于党的行之有效的各项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者特别是李维汉的种种罪名，逐一加以批驳。初稿经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审阅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林涧清约我去谈。他指出，这种对错误论点逐一进行批驳的写法，有点像跟着这些错误论点走，比较被动。他建议改变这种写法，主动集中讲清几个问题。他还向我传达了胡乔木的两个重要批示：一个是“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一个是鉴于青海省委书记梁步庭同志提出的意见，对“在我国各民族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作了修改，加上“基本上”3个字，改为“基本上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
我按照林涧清的建议和胡乔木的批示，对稿子作了改写，主动集中讲清3个问题：第一个是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不能混淆（但在一定的条件下有一定的联系）。第二个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三个是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内容和根源，包括：（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巩固各民族民主平等的团结统一；（二）逐步消除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事实上的不平等；（三）承认民族差别，照顾民族特点，正确对待和处理民族矛盾。结合着正面的论述，批驳有关“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个说法的错误观点及其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危害。这三大问题，既是我国民族问题方面需要确立的三大政治理论观点，也是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个说法的三大政治理论要害。这个稿子，经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帮助修改后，刊登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编印的《调查和研究》第45期上。接着，又经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作了一些修改和加工，于1980年7月15日由《人民日报》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发表。
这篇文章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的精神，澄清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造成的思想混乱，对民族工作和理论工作的拨乱反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整个理论战线和民族工作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部分。李维汉当时在中央统战部部务会议上说：“这篇文章讲清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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