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介甫
作为统一战线工作者的一名新兵，我对黄铸早就有所闻，他不仅是中央统战部的第一任部长李维汉的秘书，而且是一位资深的统一战线政策理论研究专家，他参与了统一战线多项理论政策调研、制定和出台，为统一战线理论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起初认识黄铸是在统战部内部刊物上，因为他的文章不时见诸统战部主办的《调研参考》上，读他的文章，感觉既有新鲜感，又有说服力，而且有历史的厚重和韵味，他的每篇文章都是从历史的厚重中分析得来，读来让你感觉清晰明了，没有任何粉饰和华丽词藻，说理透彻，目标明确。尤其让你敬佩的是，他的思维非常敏捷，社会思潮，特别是有关民族宗教方面的与党的政策相违背相抵触的，他都要义正词严地撰文反驳和商榷，或许写这篇文章的是他的好友，抑或是他的老部下，甚至是同事、上级，他都毫不留情面地予以批驳。就在我去采访他的那天上午，他取出一篇《加强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的文章让我看（《环球时报》，2013年7月23日），对文章中提出的“政治认同”有不同的看法。并说自己正在写一篇《××教授要中华民族加强什么政治认同》的文章，我当时真的非常惊讶，一是他对我国民族政策责任感，二是敬佩他的政治敏锐性和抓住问题实质的敏捷。果真，他没过几天，给我送来了自己的大作。一星期后，他的这篇文章分别发表在《中国民族报》、《环球时报》上。
黄铸离休后，一直没有放弃自己喜爱的理论研究，笔耕不辍。我面前放着他8本厚厚的著作，这些都是他离休后发表在各大报纸刊物的文章大集。读着这些文章，你能体会到他的思想是如此的深邃，知识是如此的渊博，特别是对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是如此执着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是如此深厚。
也许是几十年来从事理论政策研究的缘故，他给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不苟言笑。他说话一本正经，做事情一本正经，写文章也一本正经，他严肃而刻板的脸上总是写着一种让人读不懂的冷峻，尤其是与你谈论统战理论政策，他更是严谨有加，掷地有声，不容置疑，体现了一位老理论工作者的威严和权威。但他又是一个“老顽童”，我每次与他接触总要和他开几句玩笑，我说：“您是我们的宝贝”。他反问我：“此话怎讲？”我说：“你看你是我们部理论研究工作的宝贝，简称‘部宝’；你为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做出了贡献，可以称之为‘国宝’”。他听后哈哈大笑，并幽默地说：“我是家里的活宝！”我说：“那就叫你‘吉祥三宝’吧！”
黄铸，1921年出生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1943年参加工作，历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长李维汉的秘书、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国家民委政委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著有《构建中国民族理论的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的学术话语体系》和《新时期统战、民族、宗教论文集》一至五集，为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去年8月12日，北京刚刚下过一场大雨，给三伏的北京带来了几分凉爽，我相约敲开黄铸的家门，没想到黄老已经早早地起了床，一直在客厅里等候。黄老虽然九十有三，但他精神矍铄，刚一落座，他就围绕亲身经历的几个统一战线重要理论和学术问题侃侃而谈；我轻轻地打开录音笔，录下了这段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
自告奋勇关门两天起草对资改造报告
我国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之后,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1952年6月“三反”“五反”运动已经胜利结束，党中央正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李维汉（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对这个问题的调研，为中央决策提供政策依据。1953年4月间，他带领调研组到武汉、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调查组的成员有中央统战部工商处副处长郑新如、李维汉的秘书李逸云、国家计划委员会私营企业处处长勇龙桂，我当时是中央统战部工商处干部，也被挑进了调研组。当时调查组对中央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事尚不了解，所以李维汉在出发前向我们提出调查任务时，只说是去研究“三反”、“五反”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如何做。
4月中旬，调查组到达武汉，在武汉工作半个月，我们听取了武汉市各有关部门对武汉私营工商业问题的汇报，并同中南局和湖北省委负责同志进行座谈。在汇报和座谈中，各同志对武汉私营工商业提出了一些问题、意见和建议，并希望李维汉反映给中央。李维汉要我起草了《武汉私营工商业中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经过李维汉修改后，于4月28日将这个报告呈送毛泽东主席。报告指出：武汉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情况，用王任重的话说，是“内忧外患”，内有劳资之间和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外有公私之间和先进落后之间的矛盾。在目前淡季来临的影响下，各种矛盾汇合起来，形成各方面关系紧张的局面（劳资之间、公私之间、工人和政府之间），并集中表现在失业增加上。报告还反映了武汉的同志对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劳动就业以及党对私营工商业的统一领导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报告虽然涉及加工订货和公私合营的一些具体问题，但还未能从原则上提出和把握国家资本主义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4月下旬，调查组从武汉乘船到上海。上海各财经行政部门和工会的负责同志向我们汇报了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量材料和意见，使我们逐渐抓到和把握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一主题。了解到资本主义工业已经大量纳入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其中公私合营工业产值占全国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总产值的5.7%（在一部分行业中占的比重更大）；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统购、统销占全国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总产值的35-40%，在上海、武汉等一些大中城市中占了60-70%。分析了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包括最低级形式收购，中级形式加工、订货、统购、统销和包销，高级形式公私合营。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都使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产生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因素。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由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越大，社会主义因素也越多，其高级形式公私合营已是半社会主义或过半社会主义，“除了给资本家保证一个最低利润而外，已经与国营企业没有多大区别”。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1）是我们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形式；（2）是将私营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主要形式；（3）是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形式。“这些私营工厂国家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从低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向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发展的过程，也就是逐步改造其生产关系和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到了高级的公私合营，就与社会主义接近了。”（4）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对资产阶级进行统战工作的主要环节。这些想法，是我们在调查组内部多次进行讨论，并结合着学习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逐步形成和明确起来的。李维汉在讨论中作了几次重要讲话，对这些思想的形成和明确起了决定的作用。上海调查之后，又到南京、郑州、济南作了一些补充调查。
回到北京后，郑新如起草了劳资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勇桂龙起草了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可惜这个稿子没有抓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中心，于是，我自告奋勇，关门两天，写出一个稿子，这个稿子紧紧抓住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个中心，写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及生产关系的变化，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作用，提出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高级形式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对资本主义工业利用、限制和改造，逐步实现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建议。两个报告经李维汉修改审定后，于5月27日报送毛主席和党中央。
调查报告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视。毛主席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到政治局会议讨论。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有关同志，还有当时10个直辖市的书记。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一致肯定了这个调查报告。毛主席在会上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作了详细的说明。毛主席指出，逐步过渡到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手工业都比较容易懂，对如何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许多人不懂。过渡的方法，社会主义成分可以逐步增加。不要把资本主义看成一块铁板，看成不变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可以逐年增加。两种国家资本主义（指公私合营和加工订货）都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特别是公私合营是一半社会主义因素。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是可以教育的。不要忘记一个政治条件，政权在我们手里，一个经济条件，社会主义经济优胜。对报告提出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民，讨论中有同志表示怀疑。毛主席肯定了报告的意见，并说实际上是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主席还提出，对资本主义工业要实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方针。因为所有权关系，所以在政策方面有所不同，在其他方面大体上和基本上同国营一样。否则，要将工人阶级分裂为二，国营企业工人神气，私营企业工人倒霉。刘少奇说，文件很好，系统地解决了问题。中心问题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和消灭资产阶级。周恩来表示他当时也正在调查寻找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罗迈的报告解决了问题”。会议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对资本主义商业也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把它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还在会上宣布，将这项工作交统战部主管（后因有的地方不同意交统战部主管，毛主席改为在中央交中央统战部主管，地方上由各省、市委决定），并责成李维汉为全国党代表会议起草一个决议草案稿。
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李维汉就主持决议草案稿的起草工作，参加的人有许涤新、郑新如和我。毛主席还派胡乔木来帮助。草案稿写出一部分，送给胡乔木。胡乔木把它送给毛主席，并附了一个条子“此件改起来还较为费事”。接着，毛主席找李维汉去谈，说稿子中有些问题讲过了（如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孙中山的历史评价，批评过头了）。毛主席当即决定，决议草案不写了，你们去写给财经会议的报告吧。
其后，李维汉主持起草了在财经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许涤新、郑新如和我参加了起草。这个《意见》系统地讲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讲了在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上要正确执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讲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统一领导等问题。这个《意见》的题目，李维汉起初提出“限制、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我建议加上“利用”二字，因为当时有些人对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义认识不足。李维汉采纳了我的建议，改为“关于利用、限制、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报送中央后，毛主席将“改组”改为“改造”，成为“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7月间，李维汉在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都作了这一意见的报告。
党中央、毛主席责成中央统战部分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但这项工作涉及大量财经问题，统战部是党的机关，管起来有许多困难和不便。有鉴于此，胡乔木向毛主席建议，委任李维汉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毛主席采纳了这个建议。1953年11月，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之下设立第六办公室，由许涤新任主任，沙千里、孙起孟、郑新如任副主任，在李维汉领导下专司对资改造工作。
1953年10月至11月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召开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李维汉指示许涤新、郑新如和我起草大会上作的讲话，这个讲话系统地阐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报告指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是鼓励其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步完成其由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改造。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总的趋势是生产关系逐渐有所改变，生产力逐渐发展，对国家、对工人、对资本家都有好处。依据几年来的经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一切积极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努力的私营工商业者，今天有合法的利润可得，将来有适当的工作可做，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同样享受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幸福生活。这是私营工商业者的现实和前途，也是他们的光明大道。由于这次大会有很重要的意义，李维汉的讲话又是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公开宣传，所以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毛主席亲自审阅了李维汉的讲话稿，并亲笔在讲话稿标题之下写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毛主席还对会议的开法作了重要的指示：要求对中央的路线、方针首先明确化，然后逐步具体化；实行彻底敞开，适当分析。
李维汉在大会上的讲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总路线宣布之后，资产阶级受到很大的震动，一些人惊呼在不知不觉间“上了贼船”。李维汉讲话后，采取房间小会、会外酝酿、交谈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彻底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让他们把各种抵触、顾虑、不满统统讲出来。其中，他们普遍最为关心的是前途和道路问题。经过热烈的讨论、争辩和适当分析、解释，逐步明确了总路线是大势所趋，不走不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比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对国家、民族和资本家都有利。只要遵循总路线走，就可以减少过渡的痛苦，“过文昭关”，“无痛分娩”，“像剃头一样，只要不乱动，就不会流血”（资本家在会上的语言）。对资本家所关心的一些业务工作中涉及具体利益的问题，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给了适当解释，并解决了一些可以解决的问题。到大会闭幕时，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情绪至为热烈。
从上海调查，经过6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到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在党内外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路线、政策准备；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六办的成立又作了组织准备。此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沿着总路线指引的道路稳步地有计划地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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