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炸不毁的意志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后,越来越多的高校迁入重庆。据统计,抗战时期迁渝高校共有30来所,约占内迁西南高校总数的65%。内迁高校与重庆原有院校和新办高校加在一起,使得抗战后期重庆高校达到38所,居全国之冠。
内迁的学校,环境与办学条件恶劣而艰苦,师生常以糙米稀饭果腹,有时只能以野菜、山芋充饥,致使疟疾、痢疾、肺结核、夜盲、疥疮等百病丛生,死伤者不乏其人。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学者韩子渝编写的《重庆旧闻录1937-1945》中对学生艰苦的生活有详细记载:
“1941年,迁到重庆巴县兴隆场(现为沙坪坝区回龙坝镇)的朝阳大学,办学条件极其恶劣,学校以巴县申家祠堂和佛家寺庙为校舍,房屋破旧不堪,必修的课程都是将几个班级的学生集中在一个大房子里听讲。一处靠着戏台的小坝子便是运动场和大会场,师生的伙食每顿都是稗子、砂石和糙米煮成,被师生戏称为‘八宝饭’,而菜则是清水萝卜、白菜。”
当时正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台湾学者齐邦媛,在她撰写的自传体回忆录《巨流河》中,生动地描绘了与臭虫“斗争”的生活片段:
“宿舍生活最大的困扰是臭虫。为了对付臭虫,每隔几个礼拜,我们三四个女生就抬着自己的木床板去男生宿舍旁的蒸汽室,熏床板上的臭虫,多少会把虫子熏掉一些。后来发现没用,因为臭虫已经多到进了地板、天花板……晚上,由电线接上的灯泡上,一串一串的臭虫沿着电线爬下来,就连地板上也有数不清的臭虫从脚旁爬过来,我们只能一面被虫子爬得痒抓个不停,一面睡,没有一个人不终生难忘的。”
除了“八宝饭”、臭虫,更要命的是日机的狂轰滥炸。
据统计,仅1938年至1942年,日机便出动1059架次,对沙磁文化区进行了狂轰滥炸。许多学校常常在晨光未露时上课,在雾散时跑警报。学校考试时,常会出几套题目备用,以防空袭干扰——若考试期间,日机空袭,学生便躲进防空洞;空袭之后,学生走进考场,学校便另发试卷,继续考试。
在随时都有性命之忧的绝境下,西迁的各高校仍然非常注重学科建设和教学质量,师生们也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发奋努力读书,潜心研究学问。
复旦大学成立了“读书会”,敦请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来讲课。如请马寅初演讲“马尔萨斯人口论”,请梁漱溟讲“乡村建设运动”等。该校还先后有陈望道、张志让、孙寒冰、陈子展、曹禺、方令儒、童弟周等逾百人任教。
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是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理学院院长是著名数学家何鲁,工学院院长是著名无线电专家冯君策(冯简)。此外,李四光、段调元、俞建章等人都曾到该校授课。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则聘请了汤茂如讲教育学、陈白尘教戏剧、商承祚讲甲骨文……此外,周恩来、老舍、梁漱溟等人也都曾到校讲演。
复旦老校友蔡可读在回忆文章《夏坝岁月》中这样描述:
“太阳刚刚上升。沿嘉陵江的斜坡上,就已散坐着三五成群的同学在学习了,有的则坐在沿江的茶馆内备课;或争辩着国内外大事。晚饭后,有的同学向图书馆方向奔跑占好座位。”
当年的一名学生回忆称,学生们学习热情不减,一些知名教授上大课,往往座无虚席,去迟了只好站在教室后面,甚至在教室外面听课。
现年94岁,曾在1937年辗转进入重庆大学学习的王德懿老人回忆,每到夜晚,各所学校微明的电灯和如豆的油灯与嘉陵江的天光水色交相辉映,形成陪都重庆战时特有的文化景观,时人美其名为“沙坪学灯”。
正如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当年所说:“敌人可以炸毁的是我们的物质,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炸得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结果,炸不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经验!”
3 最坏也是最好的时代
1985年2月6日,荷兰海牙的和平宫里,一位中国老人身着法官大袍,庄严宣誓:“愿秉公竭诚,必信必忠,行使法官的职权。”
这位成为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的老人倪征公式,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国际大法官,抗战时曾在四川巴县朝阳大学任教。
从抗战时的重庆走出的还有: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世界级华人科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丁肇中,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闵恩泽,“两弹一星”功勋朱光亚、任新民、黄纬禄,五星红旗设计者曾联松……等等。
“抗战时,西迁重庆的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可以说那是最坏,也是最好的时代。”重庆地方史研究专家张建中说,日本侵华给中国教育资源造成巨大的破坏与损失。据统计,战前全国大学与专科学校有学生4万余人,教职员7000余人。到1938年,学生数降至一半,教师数减少30%。
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届大会时曾指出,“抗战8年间,我国教育文化,曾受敌人之重大摧残。(日本人)为欲达其长期统治中国之目的,故极力奴化我青年之思想,摧残我教育文化机关,欲以消灭我固有之文化。因此之故,我国战时教育文化之损失,乃至是惊人。”
“但是,日本侵华不但没有彻底摧垮中国的教育事业,相反,激发了广大师生员工的爱国热忱,自立自强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中国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重庆地方史研究专家唐润明认为,抗战时期高校内迁,不仅保存了各高校的基本实力,更重要的是,聚集在这些著名学府的专家、教授和学者,通过著书立说、传道授业、教生收徒,不仅推动了战时中国教育与学术的发展进步,壮大了当时民主运动的力量和队伍,为日后“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奠定了坚强的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同时也改变了重庆乃至整个西部地区原有教育落后的面貌。
据了解,抗战前的1936年,重庆中等学校仅有25所,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则达到了71所。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教育(即初等教育)达到294所,较正式实施国民教育前的42所,增加了7倍。民众补习教育也比战前的21所(班),最多时增加了15倍。（记者 匡丽娜 实习生 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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