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内迁到重庆大学松林坡的国立中央大学。
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张伯苓。
爱国民主人士、文化名人梁漱溟。
抗战时学生在学校门口的合照。 (资料图片)
●1935年5月,刚从重庆飞回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命令
总务处赶制900口大木箱
●图书仪器、重要文件、拆卸好的三架飞机、泡制好的24具解剖用死尸、从外国引进的珍贵
牲畜……都一一装进900口大木箱,全部通过水路运到重庆
●抗战爆发后,南开大学被日本飞机炸得精光,中央大学却搬得精光,连畜牧场的牛羊都
从南京赶到了重庆
“马上赶制900口大木箱,木箱内还要钉上质量上乘的洋铅皮!”1935年5月下旬的一天,乘蒋介石专机从重庆飞抵南京,赶回国立中央大学参加毕业典礼的校长罗家伦,急匆匆命人做了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好端端要这么多木箱干什么?”众人一头雾水。
“以后只怕要派上大用场!”罗家伦眉头一紧,叹口气说。
罗家伦为什么这样说?这900口大木箱究竟要用来干什么?
当时,也许很多人还没意识到,一场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即将爆发,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复兴之根本——国家之教育事业,也将面临一场生与死的考验。
1 900口大木箱的妙用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其全面侵略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
1933年,罗家伦在一次演讲中,详细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必然性,并称“1935年—1940年之间,中日必有一战。”
1935年5月,罗家伦前往成都面见蒋介石,搭乘蒋介石专机回南京时,曾在重庆短暂停留了两天半。那两天,适逢重庆大雾弥漫,在对重庆做了一番考察后,罗家伦认为:“若是中日战事发生,重庆是一个可守之处”,也是战时设校的一个理想地点。回到中央大学,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命令总务处赶制900口大木箱,以便以后搬迁用。
很快,事实证明了这是罗家伦的一个英明决策。
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达到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的目的,日军有意识地对中国各高校、中学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和摧残。
1937年7月28日,日军占领天津后,29日一早便出动飞机、大炮轰炸南开大学,并把尚未炸毁的楼房浇上汽油,整个南开校园的“大部房屋,悉成灰烬”,南开大学的中、小学部均被夷为平地。
“我们决不当亡国奴!”1937年8月,罗家伦紧急通知正放暑假的学生返校,宣布全校将西迁重庆。
学校能搬的东西几乎全部都搬了:图书仪器、重要文件、拆卸好的三架飞机,甚至泡制好的24具解剖用的死尸、中央大学农学院从外国引进的珍贵牲畜(一个品种一对)……都一一装进900口大木箱,全部运至汉口,然后通过水路迁往重庆。
1937年度新入学的中央大学学员王禹九曾记述了随校西迁的一个场景:
“我于中秋节(1937年)后二日晨抵达下关码头,搭乘校方所包之大贞丸(为我方俘获的日籍轮船),该轮因搭运图书仪器及农学院乳牛,自上午起即牵牛上船,因牛不习惯走跳板,极为吃力费时,故整个下午均耗费在牛只上船这件事。是日约黄昏时分,忽听空袭警报,大贞丸号乃驶往上游避难,晚九时起,船始正式开航。”
一路走走停停,历经艰辛,经过数月奔波,中央大学师生才最终抵达目的地重庆。
当年12月1日,中央大学沙坪坝新址正式开课,开创了战时迁渝高校在渝行课的先河。
更令人为之动容的是,中央大学的几名牧场职工,历时1年,用他们的遣散费作路费,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历时约1年,行程数千公里,于1938年11月下旬,将学校未来得及运走的农学院畜牧场的鸡、鸭、鹅、兔等牲畜辗转赶运到重庆。
在中央大学校门外,当罗家伦在重庆重逢这些南京“故人”时,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对此,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在一个公开场合慨而言之:“抗战开始以后,有两个大学都弄得精光:南开大学被日本飞机炸得精光;中央大学却搬得精光,连畜牧场的牛羊都从南京赶到了重庆。”据1989年版的《南开大学校史》记载,当年南开初步统计财产损失300万元(法币),为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全部战争损失的1/10。
遭受巨大损失的不止南开大学。
数据显示,抗战爆发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其中绝大部分遭日军轰炸,25所院校因此被迫停办。北京大学的丰富藏书陷落敌手;清华大学没来得及运走的20余万册图书被洗劫一空;中山大学仓促西迁,仅理、工、农、研各院,两广地质所、广东通志馆未能迁移而损失的图书、仪器、标本、模型等就达604箱,图书杂志20多万册。
中华民族的文脉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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