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宣布恢复加价
沿线煤商再次火起
罢运风潮,复归平静。但这份平静仅维持到10月底。这是“夏季减价4个月延长为6个月”的最后截止日期。
10月初,胶济铁路当局宣布,拟于11月1日恢复煤炭内销出口运费加价两成的政策。
沿线煤商再次火起。10月15日,淄川博山煤商代表丁敬臣赴济南,向山东实业厅厅长王芳厅请愿,表示:“倘胶路当局,悍然不顾,坚持加价,即决定罢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0月18日,煤商代表李祖模再次赴南京向铁道部请愿,呼吁“取消胶路运煤费加价两成加价”,否则“势将歇业”。
胶济铁路当局毫不示弱,重申:煤炭运沪成本过高,是由于淄博一带“矿区运输到站之运费,及码头各捐费积累计算,成本过高导致”。铁道部也认为,胶济铁路沿线煤炭不能在上海畅销原因,是由于矿区面积狭小、资本薄弱、技术落后。
双方各执一词,矛盾再次加剧。
山东一打喷嚏,上海就感冒。上海煤业界接连致电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抗日救国委员会、上海市商会、上海农工商学各团体等社会各界,陈述此次胶路当局运费涨价甚为不宜,强调:“截至10月20日,上海存煤只有30万吨,仅足供应1个月之销用,是以急需轮运国煤以资接济。”
上海市商会接到上海市煤业界来电后,几乎把电文原封不动地发给铁道部,请求铁道部予以制止。
10月29日,铁道部回电中国国煤产销联合会,明确拒绝停止涨价要求,并对商方指责因路方提价导致胶济铁路沿线煤炭不能运销上海,表达了不同意见:
“国煤能否畅销,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须视各煤矿能否多量出产；第二、各铁路车辆是否充足,至于运价之加否,仅属国煤获利多寡问题,绝非能否运输接济市面问题。”
煤商广告中伤铁路
铁路恼怒控其诽谤
为了置铁路于不利地位,胶济铁路沿线煤商李又溪、丁敬臣在上海不断登载广告,诬称胶济铁路此次上调运价系受日人所指使。
这话从何说起?原来,按照中日谈判协定,在胶济铁路赎款未还清期间,中方须聘用日本人为胶济铁路车务长,但受中国局长节制。这就为煤商反“咬”铁路提供了“靶子”。
这个借“日人”说事的战术,铁路一方曾于5月在《益世报》上使用过,如今煤商原样奉还。尽管牵强附会,但足以耸动视听。
这种无端指责令铁道部非常气愤,批评煤商“为求达到一己之私利起见,不惜利用时机,张大其词,蛊惑众听”。
当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月余,国内反日情绪高涨,煤商借“日人”说事,故意“误解”,其杀伤力相当大。
铁道部及胶济铁路当局猛烈反击,甚至在此次罢运风波结束后的这年年底,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葛光庭、委员陆梦熊等5人联名向法院控告李又溪、丁敬臣等污其声誉,讨回清白。
其实,葛光庭很有民族气节。他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上学,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同学,叫冈村宁次,此人在抗战爆发后,于1941年到1945年8月,历任华北方面军司令、第六方面军司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等职。冈村宁次曾请葛光庭出任伪山东省主席,葛光庭断然拒绝。
而李又溪、丁敬臣才是媚日派。抗战爆发后,李又溪出任日伪博山县县长,青岛大亨丁敬臣沦落为汉奸。这是后话。
南京政府多方调停
罢运风潮落下帷幕
眼看双方斗得难分难解,铁道部担心各走极端,均受其害。10月31日晚,分别致电胶济铁路当局及博山煤矿商联合会,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胶济铁路管理局收回加价成命,煤商须答应“不得趁机涨价”、“供给胶济路用煤须减轻价额”。
由于双方站在各自立场上各执一词,铁道部的调停没有奏效。
11月7日,罢运一周,煤价暴涨,“青岛煤价每吨涨两元,上海竟涨三两”。
8日,煤商代表再赴南京向铁道部请愿,声称不达目的,誓不复运。
面对煤炭市场日益恶化的局面,山东淄博章潍煤业联合会、上海煤业联合会、上海煤业同业公会、上海联合会,中国国煤产销联合会等纷纷致电实业部,表达了反对胶济铁路煤炭运输价格上涨的要求。
鉴于事态的严重性,实业部致电铁道部,话说得很委婉,也很有力度:“当此提倡国煤,各埠煤斤将感缺乏之际,该路煤运万不宜发生纠纷,增加运价,此时似非所宜,可否即电胶济铁路局收回成命,或将施行日期,酌情展缓,以免率动各方人心之处。”
面对各方压力,铁道部及胶济铁路当局不得不退让。铁道部回电实业部:暂停加价,一俟行政院核准,当即实行。胶济铁路当局最终允许煤商方内销、外销运费增加部分不用支付现金,只需记账即可。
煤商方最终接受条件,9日复运。牵动各方的罢运风潮,最终落下帷幕。
对于这段历史,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学博士张学见有着深入研究。他在论文《1931年胶济铁路沿线煤商的罢运风波》中介绍:
“此后,随着日本侵华步骤的加剧,日煤也加大了对华倾销的力度。为了减轻国煤运输成本,抵抗日煤入侵,在铁道部的授意下,胶济铁路煤价运费加价两成之规定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因而胶济铁路局与沿线煤商的合作得以延续。”
打打闹闹,最终谁也离不开谁。在外敌入侵时,又一致对外,像极了一对同在屋檐下的夫妻。（于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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