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从历史阴霾中走出

结束“文化大革命”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全国各族人民纷纷以各种形式开展悼念活动。然而，江青等人却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群众的悼念活动，激起人们的无比愤怒，纷纷冲破限制，走上街头。

3月上旬，广大干部群众认为上海《文汇报》编发的稿件反对周恩来，在南京等地激起大规模的怀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从3月底开始，首都北京的人们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4月4日（丙辰年清明），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首都和外地来京的人员，不顾“四人帮”下达的一道道禁令，聚集在广场周围，最多时达200多万人次，矛头直指“四人帮”。“四人帮”一方面进行无理压制，一方面则采取卑劣手段，隐瞒事实真相，欺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镇压群众制造借口。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及控制事态的办法。在江青等人左右下，会议把天安门广场的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决定当晚清理花圈、标语等。会后，联络员毛远新将会议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送毛泽东圈阅。

4月5日凌晨，广大群众来到广场，不见了花圈、诗词、挽联等，气愤异常，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发生严重冲突。晚上9点30分，更多的民兵和警察奉命进入广场，逮捕了一部分群众。根据“四人帮”捏造的罪名，邓小平被诬为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全国各地的悼念抗议活动，也遭到破坏和镇压。4月7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

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四五”运动，是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种种倒行逆施的集中爆发，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鲜明地表现了人心的向背，为不久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1976年7月6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逝世。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与世长辞。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党和国家的三位重要领导人相继离世，增加了人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愤心情。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的唐山、丰南一带又发生了里氏7.8级强烈地震。100万人口的工业重镇唐山市顿时夷为一片废墟，死亡24.2万多人，重伤16.4万多人，损失惨重为历史罕见。这一年，东北上空也下了一场“陨石雨”。

在此天灾人祸频发的多事之秋，“四人帮”却认为时机到来，更加紧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企图切断中央同各地的联系，号令全国；还唆使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指使其在上海的亲信加紧装备民兵，作为夺权的后盾；伪造“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诬蔑和打击主持中央领导工作的华国锋等人。王洪文背着华国锋私自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治丧期间有重要情况要向他指定的人汇报。“四人帮”还监视华国锋的行动。

对于他们咄咄逼人的篡权行为，老一辈革命家们忧心如焚，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酝酿解决问题的办法。作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华国锋，也警觉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严重危险，必须急谋对策消除这个党和国家的痈疽。

1976年9月11日，在为毛主席守灵时，华国锋借身体不好，要去北京医院查体为由，没打招呼就来到李先念住处，向李先念交代让他去叶剑英元帅处，征求叶帅意见，包括“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说：“他们很注意我，我不能到叶帅那里，现在中南海有事，请你到叶帅那里去一次。”［ ］李先念送走华后很兴奋，反复思考如何避开“四人帮”的监视去见叶剑英。9月14日，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门口了，他突然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叶帅家门口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说要见叶帅。两位老朋友相见虽突然，但李说是奉命而来，叶帅知道是有重要事情谈。为防止窃听，叶帅打开了收音机。叶帅有点耳背，加上收音机哇啦哇啦响，李先念说的话，叶帅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两人这样商议了不到三十分钟，叶帅同意由他来考虑时机和方式。李先念回来后，当天就秘密报告了华。华国锋回忆说，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并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此后，华国锋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反复商量，确定了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解决“四人帮”的思路。

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经过周密部署，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文稿的名义，通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开会。按照事前安排的时间先后，他们一到怀仁堂，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同时派人对江青、毛远新宣布执行同样措施。不到半小时，就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对“四人帮”的隔离审查。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会议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追认）。

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粉碎“四人帮”后，迅速清除其影响，克乱求治，稳定政局，是摆在中共面前的首要政治任务。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采取了得力措施。从10月7日至14日，分批召开打招呼会议，向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通报“四人帮”集团事件；10月8日，做出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两个决定；10月8日、10日，把“四人帮”在上海的主要骨干召到北京，12日，中央派工作组接管上海，“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企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土崩瓦解，上海局势得到稳定；10月19日，中央办公厅发出《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揭露“四人帮”的严重罪行，叙述党中央同“四人帮”斗争经过，阐明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政策。

在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全国人民奔走相告，人心大快！10月21日至23日，首都军民连续三天举行盛大庆祝游行。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台湾省除外）从21日起也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10月24日下午，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全国上下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欢呼获得“第二次解放”。11月30日至12月2日，宋庆龄副委员长主持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对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及其后稳定局势、欢庆胜利的活动进行了总结。在稳定全国局势后,中共中央又提出“抓纲治国”的方针，接连发布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三批罪证材料，领导开展揭批“四人帮”罪行、清查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这些方针和措施，得到举国上下拥护。

通过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被彻底瓦解，河北保定等地的武斗被制止。1977年1月起，中央陆续对一些省的领导班子进行改组，对一些党政军的重要部门的领导做了必要的调整和加强。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