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从历史阴霾中走出

平反冤假错案与调整社会关系

爸，我在给您写信。

爸，九年前，您含冤死去；九年来，我饮恨活着。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简直无法想象您这么一条硬铮铮的汉子，是如何咽下最后一口气；同样，您也想象不到在您印象中如此脆弱的女儿，又是怎样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 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常委，政府的一个副总理，没有经过党的任何会议，党也没有做过任何决议，以后也没有追发过任何补充文件，就这样任凭几个人的信口雌黄，莫名其妙地被赶出政治舞台，横遭囚禁迫害，我想不通，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

以上是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的女儿陶思亮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1978年12月在《人民日报》发表）。这封信既代表了劫后余生的人的一种迫切等待平反的心情，也是一位女儿对含冤而逝的父亲那刻骨铭心的思念，感动了全中国，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

对政治运动，人们并不陌生。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潮逐渐支配了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文革”更是极“左”思潮的大泛滥，形成“打倒一切”的造反狂潮。期间，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国家机关和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虽未正式立案审查的，但被错误关押、批斗和株连的干部更是不计其数，被迫害致死的干部就有6万多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搞的是上挂下联的路线斗争，制造了大量的集团性冤假错案，全国有近2万起，涉及干部达几十万人，牵扯群众的数量更大。［ ］粉碎“四人帮”后，平反冤假错案是消除“文化大革命”灾难性后果最为迫切的任务，也是实现安定团结，完成拨乱反正任务极为关键的一环。

1976年10月12日，即粉碎“四人帮”的第六天，胡耀邦就对前来看望他的人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但对于如何处理冤假错案，有不同意见。1976年12月5日，中央发出通知，指出：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和案件应给予彻底平反。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这就延续了以抓阶级斗争搞安定的传统做法。在“纯属”的限定下，揭批“四人帮”阶段所平反的，主要是案情简单、牵扯面不广的一般性错案，使这项头等重要的拨乱反正任务搁浅在“落实政策”的层次上。由于政治上一系列重要原则不能澄清，对全国有影响的大案、要案的复查和平反工作提不上日程，大批干部被闲置，数千万人背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包袱。党心不顺，民心不顺，严重影响了历史新局面的开拓。

关键时刻，在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胡耀邦挺身而出，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局面。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组织人撰写了一篇《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这篇文章前前后后经过17次修改。1977年10月7日，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用整整一个版面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吹响了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号角。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对落实干部政策采取消极抵制态度，还污蔑《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篇文章是一株“大毒草”。有的老干部到中央组织部去申诉冤情，要求落实政策，竟被拒之门外。一位从陕西来的老干部找到中央组织部，竟被赶了出去。这种态度引起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有些老同志贴出大字报进行申诉，并把大字报通过人民日报社转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叶剑英、邓小平等举荐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2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由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鞭炮声中上任的胡耀邦决定首先抓最敏感、最急迫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他对中央组织部同志郑重提出三条要求：第一，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扫除“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恶习，将中央组织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第二，任何人不得阻拦找他的受冤挨整的老同志，任何人不得扣押或擅自代行处理寄给胡耀邦的信件；第三，成立老干部接待组，接待老同志的来信来访工作。

胡耀邦组建起强有力的工作班子：老干部接谈组，专门负责接待来访的老同志；干部分配办公室，负责中央国家机关待分配的6000多名干部的安置工作；右派改正组，负责右派甄别平反；还成立了阵容庞大的干审局，其首要任务就是落实干部政策。在胡耀邦的带领下，中央组织部冲破了“左”倾办案思想和方法，主动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推动落实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胡耀邦先后提出落实政策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方法是群众路线”，“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全党办案”，“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等系列指导原则，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落实干部政策。到1978年7月，中央组织部按政策分配安置中央、国家机关干部5344名，占中央和国家机关53个单位原有的待分配干部的87.2％。

为清除长期宁“左”毋右的影响，特别是清除许多领导干部和组织人事干部中在平反冤假错案上各种“左”的思想障碍，1978年9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办公厅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强调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事实，坚定地阐明了“两个不管”的实事求是方针。即：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这“两个不管”方针，得到了人们的拥护，一些省市区领导干部亲自写文章，发表讲话，推进落实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在中央组织部做了大量前期工作的基础上，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和错划右派改正后的工资待遇问题》，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这次给右派甄别平反，共改正54万多人，标志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向历史纵深发展。

单在1978年，中央组织部就直接办理和复查平反了130多名副省级以上的大案要案。最具突破意义的是，复查澄清了“六十一人案”的大错案。中央组织部经过几个月的详细调查，查清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一起重大错案。并于1978年11月20日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该案得到平反昭雪。天安门事件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得到平反。

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尤其是对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阻力很大。为冲破阻力，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做了许多工作，新闻舆论也积极配合，有力地支持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这样，有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作为拨乱反正的中流砥柱，经过胡耀邦等卓越的领导者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阻碍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这一阶段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对于突破“两个凡是”，实现拨乱反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准备了力量，提供了干部。

标志着中共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会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大刀阔斧地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形成了全党办案的高潮。直接从事落实干部政策的人有60万，其规模之大，进展之快是空前的，不仅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而且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个部门领导人的冤假错案，涉及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党内外知名人士的冤假错案，受到错误批判或诬陷的中央领导机关和部门的冤假错案，地方性事件中的重大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中的冤假错案，以及涉及重大历史是非的案件。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影响最大的事件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平反昭雪。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复查结果证明，“文化大革命”中以中央名义做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是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利用伪证写成的；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没有一项符合事实。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5月17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政协在北京为刘少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彻底推倒强加在他身上的种种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究、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态度。

邓小平自始至终支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有关的批示和讲话不下数十次，并亲自过问有关案件，亲自参加有关人员的追悼会。据不完全统计，这两年邓小平先后参加了13次追悼会，为53名含冤去世的同志献了花圈。

经过全党同志的努力，到1982年底，基本完成了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的任务，全国共复查平反被立案审查的干部230万人，集团性冤假错案近2万件。［ ］

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中共中央制定政策，实事求是地全面解决各类历史遗留问题，调整各种社会关系。

（一）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解决地、富子女成分问题。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出身。”贯彻落实这个决定之后，全国先后约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约有2000多万人获得了正常的政治待遇。

（二）为1957年错划为右派的人改正。1979年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和统战部召开的全国右派复查改正工作经验交流会提出： “无论哪一级组织或哪一个人批准定案的，凡是错的都要改正。”随后，为错划右派的改正、平反工作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到1981年上半年，改正平反工作基本结束。全国共改正54万多人，占原划右派总数55万人的98%。同时，给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重新恢复或安排了工作、安置了生活；对一部分原来工作安排不当的人，重新做了调整。

（三）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为劳动者。按照中共中央1979年11月12日批转中央统战部等6个部门的请示报告，把1956年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错划为工商业者的70多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区别出来，恢复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成分。对于在职的原工商业者，中共中央批转文件，宣布他们今后在政治上应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四）为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和去台湾人员在大陆的亲属落实政策。1979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统战部等六部委的请示报告，肯定起义、投诚是爱国行动，对冤案要昭雪、假案要平反、错案要纠正，要做好善后工作,落实政策。11月1日，中共中央就“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政策”发出通知，对他们落实了政策。

（五）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注意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开始建立学位制度，恢复评定学术职称和技术职称；抓紧培养、选拔专业人才，一批闲散在社会上的科技人员得到使用。

（六）进一步落实民族政策。1980年至198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召开西藏、云南、新疆、内蒙古等省区问题座谈会，认真解决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等方面的政策。中央和地方先后为被定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人摘掉帽子。

（七）落实宗教政策。1982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文件，阐明党在宗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在此前后，爱国宗教组织的活动得到恢复，各地的寺堂庙观陆续恢复和开放。

（八）落实侨务政策。华侨事务委员会于1978年12月召开工作会议，端正了侨务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先后发出多个文件，使“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的华侨、归侨和侨眷得到平反，恢复名誉；“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遗留问题也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