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红军长征在贵州的历史地位
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发生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对整个长征乃至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奠定了长征胜利的基础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从湖南通道转兵进入贵州黎平。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乌江南岸的猴场再次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制定的战略行动方针。会后,红军强渡乌江,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3月中旬,在贵州遵义县苟坝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红军长征从被动到主动、最终踏上胜利道路,转折点是遵义会议。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写道:“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沿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胜利会师标志长征最后胜利结束。而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转战贵州期间,召开的盘县会议是推动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重要会议。1936年3月30日,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任弼时、贺龙等在贵州盘县“九间楼”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在南北盘江建立根据地的设想。3月31日,红二、红六军团离开盘县,开始了以强渡金沙江北上抗日为目的的战略转移。盘县会议是红军长征中又一次具有战略转折意义的会议,不仅从根本上摆脱了其自身在长江南岸孤军苦战的困境,更重要的是顺应了抗日救国的民族革命斗争新形势,对粉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促进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也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二)开始形成中国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
1965年,邓小平在《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中指出,“从一九三一年一月我们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到一九三四年底,差不多四年的时间犯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我们的革命力量曾遭受很大损失,到最后在蒋介石统治区损失几乎百分之百,在红军苏维埃区损失百分之九十。……到了遵义,王明、博古路线不能继续下去了,怎么办?就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才开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过胜利和失败的长期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从遵义会议开始,又经过10年努力,到党的七大,党的领导更加成熟,党的力量成倍壮大,党成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革命的核心力量。
(三)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正如1963年毛泽东同外宾的谈话中所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1943年,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的讲话》中也对此作出了充分的论述。事实正是如此,遵义会议在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同时,也全面开启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新探索。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综上所述,我深深感到:贵州是长征红军的福地；红军是贵州人民的救星。红军长征在贵州绝处逢生,转危为安；贵州因红军长征而得以接受革命洗礼,名垂青史之上!
三、红军长征在贵州的文化价值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文化和历史相伴而生、同源同流。长征不仅是党和红军一次伟大的军事行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文化苦旅。党和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不仅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也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一)创造了灿烂的军事文化
军事文化是军事物质成果和军事精神成果的统一,是人们在军事实践中创造并发展的促进战斗力生成的文化体系。红军长征在贵州期间,创造了灿烂的军事精神成果和军事物质成果。
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系列重要会议首先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重新确定中央红军新的机动灵活的作战方针,取得了伟大的军事精神成果。在遵义会议后的扎西会议上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系统地概述并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主要原因”。
遵义会议期间及以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一反以前的被动局面,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又创造了灿烂的军事物质成果。遵义会议上,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最终根据全国的形势和情况的变化决定北上。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指挥下,利用国民党军之间的矛盾,充分发扬红军运动战的优长,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界地区,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企图,创造了灿烂的军事物质文化。其中,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神来之笔”。
(二)基本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神话,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和七十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都对长征精神作过重要表述,概括起来,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央对长征精神的这五个方面的概括,不仅全面而精准,而且体现了党史文化的基本内涵。其中,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是党史文化的核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党史文化的灵魂；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党史文化的主题；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党史文化的精髓；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是党史文化的特征；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党史文化的精华。党史文化的这些基本要素,在红军长征精神中都有令人信服的展现。红军长征精神必将因此而纳入伟大的中国精神之中,并将永载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史册。
贵州在红军长征中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它在长征精神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今天,加强对长征及遵义会议的研究,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精神成果,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弘扬长征精神,树立高度的价值观自信,鼓起时代的精神风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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