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重庆的不解之缘

坐镇重庆铸丰碑

1949年，在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决策中，中共中央把解放西南、稳定西南和建设西南的重任交给了邓小平。他与刘伯承、贺龙一起，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率部挺进大西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盘踞在云、贵、川、康四省的约90万国民党武装。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8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率部进驻阔别29年的重庆。

在坐镇重庆主政西南的两年零八个月里，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等人一道，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坚持从西南地区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和主张，成功地领导西南人民进行了政权建设、社会改造、经济恢复、民族团结、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伟大实践，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西南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巢穴，面对十分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邓小平运筹帷幄，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呕心沥血。一方面，通过城市接管，成立军管会实行军事管制，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途径，及时建立起了从西南军政委员会及各省、市、区人民政府到县、乡人民政府的各级人民民主政权，迅速而顺利地完成了政权更替上的除旧布新。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征粮剿匪、镇反肃特斗争和抗美援朝运动，进一步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及政治秩序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形势下，邓小平把经济恢复作为党和政府的头等大事来抓。他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强调，“要巩固政权，首先要从发展经济着手”，要求把一切工作“引导到发展生产力”。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领导西南各地，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国营经济，确立了国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平抑市场物价，整顿金融秩序，迅速扭转了国民党统治所遗留下来的物价飞涨、恶性通货膨胀的严峻经济形势；扶持私营经济，扩大公私订货，提倡“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实行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拉动内需、增加就业，改善交通……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西南地区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完成了工农业生产计划和财政税收计划，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人民群众生活的不断改善，为后来实施“一五”计划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开展新民主主义社会改造。为了顺利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邓小平积极稳妥地领导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改造工作。在厂矿企业，通过改革臃肿腐朽的旧机构，废除封建把头制度，铲除一贯压在工人头上的作恶分子，使工人真正成为当家作主的主人；通过进行以管理民主化、企业经营化为主的民主改革，健全了企业生产制度。在城市，通过开展以收容散兵游勇、收缴非法武器、收容游民乞丐，禁烟禁毒禁赌禁娼，宣传婚姻法，司法改革运动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改造运动，清除了旧社会遗留的各种陈规陋习，净化了社会风气，维护了社会稳定，从而改变了西南地区的社会风貌和西南人民的精神面貌。

重视做好统一战线工作。邓小平注意发挥统战工作在分化敌人、团结朋友、巩固政权中的重要作用。他反复强调，我们要广泛地团结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共同建设新中国。在西南战役中，邓小平“军政兼施，恩威并重”，制定了分化、争取国民党各派系和地方实力派人物的政策策略，减少了我军的损失，使人民生命财产免遭巨大破坏。邓小平还重视发挥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人民政权中的作用，在他的主持下，经中央同意，西南军政委员会6位副主席中，就有3位是民主人士，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各院、部、会的正副职位上，民主人士占1/3以上。他提出，团结多数的最好形式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而且要选出一个协商委员会进行经常的协商”，做好这些工作的“关键之一是共产党员要善于以谦逊诚恳的态度与党外人士共事”。这些正确做法，有力地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使我们党在西南很快“站住脚跟”。

构建新型的民族关系。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区情是少数民族众多，且经济文化落后。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实行大汉族主义政策，加之帝国主义的蓄意挑拨，造成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隔阂状态。邓小平认为，“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他主张在政治上，通过“坚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使各民族真正平等；在经济上，“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通过组织贸易活动“使各兄弟民族人民的经济生活一天天的好起来”；在文化上，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通过“举办一些教育事业”，“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要同少数民族商量”，和平解放西藏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实现的。实践证明，这些主张得到了少数民族的拥护和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团结。

加强执政党的建设。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创伟业。他主张从严治党，提出“严比宽好，精比量好”。进军西南途中，他就以李自成为反面教材，向部队进行入城教育。从武装斗争转向执掌政权后，他一方面强调更多地从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另一方面，从思想上、作风上从严要求，严厉批评西南党内滋生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腐化堕落思想和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果断处理违纪行为。他要求“把党公开”“让群众来监督”“严格党的支部生活”，建立和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这些都是“监督党员遵纪守法的重要武器”。邓小平从严治党的主张对于西南地区推动党的团结、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使西南党组织在建国初期异常复杂的局势下，经受住了执政的严峻考验。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特别关心重庆城市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在重庆工作期间，他倡导主持修建了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重庆市少年宫、枇杷山公园、大田湾体育场等群众休闲娱乐场所，让人民群众不仅打上了“肉牙祭”，还打上了“文化牙祭”。1952年7月，邓小平奉调进京，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从此走上了党和国家领导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