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安龙
2014年是红军长征战略转移80周年，在这段被称为中国共产党“苦难辉煌”的征程中，红军取得了最终的伟大胜利，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不容忽视，即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开展的有效报刊活动，它不仅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更为党提供了很多宝贵的信息。
条件艰苦仍坚持办报
由于第5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开始后，党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不仅要应付敌人的围追堵截，还要解决物资缺乏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报刊活动也面临着设备不足和人员缺乏的困难，原在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报刊都被迫停办。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报刊的作用不亚于枪支弹药，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所以，在当时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还是想方设法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开办了一些报刊，如《红星》报、《前进》报、红三军团的《战士报》，红一军团的《战士》报、《战士》（快报）、《战士》（副刊），红二方面军的《前进》（副刊），红四方面军的《不胜不休》报、《干部必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红炉》等。由于客观条件限制，这些报刊多为手刻蜡纸油印，印刷设备也比较简单。比如《红星》报的全部家底就是一台钟灵牌油印机（为了轻装，走到湖南时扔下），一个手滚油印机，几盒油墨，几筒蜡纸，几块钢板，几支铅笔和一些毛边纸等，这些设备就装在4个铁皮箱里，用扁担挑着随着部队前进。《红星》每期印七八百份，发至各个连队。从中央根据地带出的毛边纸用完后，在藏族地区时还曾经用印过藏文佛经的纸张背面印报。长征中甚至还发行过“叶报”，即以“树叶”做纸进行宣传。虽然条件简陋，报刊登载的文章都短小精悍，但内容的号召力和针对性丝毫不减。1934年10月20日，《红星》报发行了长征途中的第1期油印报纸，内有《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当前进攻战斗中的政治工作》等文章，起到了积极的战斗动员作用；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出版了长征途中唯一的一份号外报，针对党内同志纪律松懈、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这份报刊刊登了加强党和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内容，对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教育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切实保护群众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1935年1月15日，《红星》报第68期报道了《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极大地鼓舞了人心；同年6月15日，《红星》报以《伟大的会合》为题发表社论，认为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是五次战役以来的最大胜利，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重要事件；同年7月10日的社论《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号召大家发扬工农红军刻苦耐劳的精神，反对向困难投降，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此外，由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宣传科负责出版的《健康报》于1931年秋创刊，是红军历史上最早创办的专业性报纸。它主要宣传贯彻中央军委和总卫生部关于医疗卫生和战场救护的命令、决定和指示，介绍红军和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开展卫生工作的经验等。长征途中，《健康报》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还坚持出版了多期。
党的领导人对报刊活动情况非常关心，积极协助改善办刊条件，为了提高报刊的稿源质量，还成立了专门的宣传委员会。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报刊的宣传作用，毛泽东、邓小平等人都有过办刊的实践经验。长征中党对报刊活动的重视与支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接受报刊记者的采访，发表重要谈话，宣传党的路线方针。1934年7月31日，毛泽东接受《红色中华》记者采访，就当时的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问题发表看法，指出红军派遣抗日先遣队，目的是使全国人民加深对红军的认识，希望全国一致起来援助苏维埃与红军，以集中力量抗日反帝；二是领导人亲自撰写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红星》报上登载的许多文章（包括社论）都来自周恩来、朱德、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人。1935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中央领导分工和宣传工作等问题。会议决定《干部必读》和《斗争》（中央机关报）分别成立编委会。《干部必读》由张闻天兼任名义主编，编委成员李维汉、陈昌浩；《斗争》由博古主编，张闻天、王稼祥为编委。8月29日，中共中央又一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宣传教育问题，会上毛泽东提出宣传教育的内容应增加战略战术问题。会议决定近期内，出一两期《前进》，分配审查宣传材料，红军建设方面由王稼祥负责，党的建设方面由李维汉负责，战略战术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地方工作由博古负责，民族问题由凯丰负责，并由凯丰、杨尚昆、李维汉组成宣传委员会，充分体现了党对报刊宣传工作的重视。
在主力红军长征的同时，留守在中央苏区和游击区的各级中共组织，依然在艰苦条件下坚持出版和创办了一些报刊。如中共闽粤边区特委的《战斗报》、《工农报》，龙岩军政委员会的《龙岩苏维埃小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抗日战讯》和《捷报》等，在宣传革命斗争和号召抗日救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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