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哲：锦江岸边的“余则成”上级

生死抉择

我继续查找史料。“抢米事件”发生在1940年3月，而姑父1938年已经去了延安。父亲应该没有同去，因为“抢米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父亲似乎还在成都。

我在“百度”上输入父亲的名字——四川地下党刘文哲，搜索的结果让人意外，竟然全是围绕电视连续剧《潜伏》的文章：“现实版余则成”“曾为国民党最高官阶的中共特工”“余则成原型黎强”“魔窟孤军”“长期埋伏在‘中统’的情报战士” 等。主角都是黎强，相关内容比想象中还要丰富：

……1940年2月下旬的一天拂晓，黎强悄悄离开安岳，来到了他曾经求学三载的省城成都。到成都后，黎强住在斌陞街17号翟自湘的公馆里，一面帮助谢明昭办理上诉事宜，一面赶到祠堂街88号《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以买书付款的方式交给门市部一封转交周俊烈的信。

又是1940年，就在“抢米事件”前夕，发生在祠堂街的事。

几天后，周俊烈领着一个中年人按照预定的时间来到黎强约定的茶馆里。周俊烈告诉黎强，他刚从重庆红岩回来，已把他的情况向南方局作了汇报。他指着身旁的中年男子对黎强介绍说，“这位就是南方局廖似光同志指定今后与你直接联系的刘文哲同志。”

黎强把自己最近的情况向刘文哲作了详细的汇报。

刘文哲对黎强说：“根据南方局的指示，从现在起，你就由我一个人单线联系。你必须尽快地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一个社会职业做掩护，然后再谈开展工作的事。”

通过这段文字记载，我似乎见到了父亲当时的模样。他进过敌人的监狱，身体饱受摧残，人很瘦，而且很早就开始谢顶。算起来那年他只有26岁，却被称为“中年男子”。更没想到，原来父亲此时在中共南方局工作。

这是黎强与父亲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后来黎强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地下工作的活动经费时说：

记得我刚刚到成都与组织联系上不久，刘文哲给我抱床被子来，被子还是热的，他说：“这是一个刚被捕的同志盖过的，我卷起他的被子就给你抱来了。”我明知道党组织经费很困难，哪还能向组织领活动费呢！

看起来父亲他们那时经济上很困难，而且随时都有被敌人逮捕的危险。父亲出生于并不算十分贫寒的家庭，可他还是毅然放弃了自己当文学家的梦，为了民族的兴亡，坚持自己的信仰，在生死考验面前做出了“跟共产党走”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