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庆
由于参加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项目，我多次路过成都。每当看到穿城而过的府河，我时常会想，锦江在哪儿呢？
我的父亲刘文哲在他50岁生日那天，曾写下一首诗：“南北驰驱近卅年，故国共逝灭凶顽，锦江怒浪冲天起，延水清波灌顶鲜，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战友皆健在，奋勇尤堪立马前。”
有老者指点：绕成都旧城北面和东面的那条府河，与旧城南边的那条南河，在城东南的合江亭相汇，合称锦江，然后经乐山、宜宾入长江。锦江是成都文化的摇篮，难怪父亲会把自己经历中十分重要的这段轨迹以“锦江”来命名。
父亲诗中的“故国”当然是指老家四川省大足县（今重庆市大足区）了。自20世纪30年代离开家乡，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今年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前些日子二弟问起父亲的出生年月，都知道父亲属牛，出生于农历癸丑年之尾（即1914年1月1日至25日之间），可惜具体的日子记不清了。
黑白两块石碑
成都人民公园东门矗立着一尊解放军战士的雕像，马路东边就是通往天府广场的西御街。那天，我竟然在这个街角发现一块白色的石碑“中共川康特委活动旧址”。碑文是这样的：
成都市西御西街113号（现西御街77号），是抗战时期中共川康地下党的重要活动地，中共川康特委曾多次在此召开会议，举办中心县委书记培训班，罗世文、车耀先、李一氓等地下党领导干部常在这里开展革命工作。一九三二年秋，李鹏同志随母亲赵君陶曾寄居于此达九年。一九三九年六月，中共南方局负责妇女工作的邓颖超同志在此主持召开中共川康特委妇委扩大会议，特立纪念。
“中共川康特委”这个词好熟悉！记得父亲曾经在川康特委担任过军委委员。“1932年到1939年”，这期间父亲应该在这里工作过，不知他见没见过李鹏或者邓颖超？我不能断定父亲在成都的确切时间，而他又早在1970年就去世了。
我一直不能释怀，常为自己未能深入地了解父亲而后悔，为自己的不孝而自责。唯一能解释这一切的恐怕只有远在重庆的姑父吴天纵了，可他老人家已经95岁高龄，连电话都接不了。
转机终于出现了。《红岩春秋》2014年1期刊登了《95岁的老红军吴天纵从大足到延安的传奇人生》，文中提到：
这时（20世纪30年代），大足已有地下党在活动了。1936年8月，1928年入党的武汉人张晓峰卧底上海国民党军界，为了打入川军，派人来大足发展地下党组织，经张晓峰请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特委批准，建立中共大足特支，大足特支由刘文哲任书记，梁洪等任委员。
吴昊（吴天纵之子）说：“这个刘文哲就是当时我父亲前妻的哥哥，经他考察，我父亲属于抗日救亡的热血青年，信仰坚定，敢于提着脑袋干革命，于是就和梁洪一起介绍他入了党。梁洪1938年冬赴延安学习，解放后任内蒙古大学校长，刘文哲解放后任河北师大（副）校长。”
老爷子（吴天纵）有时开玩笑说自己当年是跟着舅子闹革命。结婚不久，吴天纵就被刘文哲带到成都开创局面，派遣他潜伏成都市警察分局，任户籍员。后来又在成都新闻界活动，先后在《成都时事新刊》、《成都新民报》担任校对和主任校对，还在成都市战时民众教育学校任主任，宣传抗日救国。吴昊说：“1938年他地下党的身份暴露，党的领导车耀先就叫他转移，送去延安。妻子后来在家里病故。”
1937年前后到1938年父亲确实在成都，这一点得到了证实。很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讲过，他16岁参加革命，1936年入党。那么，1938年之后他还在成都吗？
从成都人民公园沿东城根南街向北走，无意中我又发现了一块黑色的石碑，上书“祠堂街旧址”，碑文中说：
祠堂街位于成都市城区西部，属青羊区，东起东城根南街与半边桥北街交汇处接西御街，西止人民公园大门西侧，与少城路中部相连。据传，康熙五十七年，八旗官兵曾为年羹尧建生祠于此，祠堂街因此得名。……蜀都大道建成后，西段划归少城路，仅余东段200余米。此街在三十和四十年代，是中共地下党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中共中央南方局、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先后在此建立七个支部及秘密联络点、交通站，开展各种活动。党领导的《新华日报》成都办事处驻此街38号（原103号）。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同志曾下榻于此，此外还是《大声社》《群力社》《星艺社》《战时学生周刊》等社团发行地。又有“生活书店”“三联书店”“开明书店”等180多家书店。四川省委军委领导人车耀先为掩护革命活动而开设的“努力餐”饭馆也设于此街（现迁至金河路），故被誉为文化街、革命街。
“车耀先”？他不是长篇小说《红岩》里许晓轩的原型吗？他曾是父亲的战友，《红岩》出版的时候，父亲亲口对我们讲过，车耀先开办的“努力餐”如何卖低价的百姓餐。还有成都“抢米事件”发生后，敌人将罗世文（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和车耀先等一批共产党员秘密逮捕，使成都党组织遭到了破坏。这些都是父亲的亲身经历，“文革”当中，四川的红卫兵还到家里来让父亲写过有关车耀先的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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