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的革命活动

三大主力红军相继进入重庆，顺利完成不同战略任务

红四方面军攻占城口，建立苏维埃政权。1932年月12月，红四方面军因张国焘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导致鄂豫皖根据地在第4次反“围剿”斗争中失利，为保存革命实力被迫撤离鄂豫皖，进入川东北的通江、南江、巴中一带。次年春，红四方面军在通江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川陕革命根据地正式诞生。之后，红四方面军接连打破国民党、四川军阀军队历时4个月的三路围攻，巩固和扩大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5个军8万多人。这一时期，在四川万源、宣汉和重庆城口、开县一带活动的川东游击军，紧密配合红四方面军巩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将已发展到一万余人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使之成为发展和巩固川陕苏区的一支重要力量。

1934年6月初，红三十三军在红四、九军各一部的配合下，从万源挺进城口，解放城口全境，使城口与川陕苏区连成一片。9月初，中共城口县委建立，随后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建立城口县苏维埃政府。至此，城口县共建立了6个区苏维埃、23个乡苏维埃、80多个村苏维埃，形成了完整的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城口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红色区域的扩大，使川陕革命根据地得到空前发展，开创了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革命斗争的鼎盛局面。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1935年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迅速向嘉陵江以西挺进，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2月下旬，红军撤离城口苏区，县苏维埃政府大部人员也随军西渡嘉陵江。3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顺利渡过嘉陵江，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开始了伟大的长征。

红二、六军团转战渝东南，配合中央红军长征。从1930年底开始，国民党军对湘鄂西苏区发起军事围剿，红三军（1931年由红二军团改称）在贺龙、关向应领导下，多次击退敌人围剿，壮大了根据地。1932年7月，因湘鄂西中央分局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和单纯防御战略，红三军反“围剿”作战连续失利，被迫于1933年12月撤离湘鄂西苏区，向渝东南方向前进，然后突破黔江驻军防线，对黔江县进行战略穿插，又迅速撤往鄂西地区。1934年1月，红三军进入石柱境内，改造收编丰都金铃坝“神兵”队伍，组建鄂川边游击队（后改独立团）。之后，红三军又重返渝东南，深入黔江、酉阳地区，开展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扩充鄂川边独立团等工作。5月，红三军占领彭水县城，随后西渡乌江，进入黔东地区；6月，红三军进入酉阳南腰界，以此为大本营开展创建川黔边革命根据地，为实现与红六军团的会师创造条件。

1934年8月，担负中央红军长征探路任务的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下，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经数月远征、苦战进入川黔边地区。10月初，红六军团先遣队深入贵州沿河地区寻找红三军，红三军也派出部队分赴秀山、沿河、印江等地探寻和接应红六军团。两军最终在贵州木黄汇合。10月27日，红三军、红六军团在酉阳南腰界举行会师大会。随后，部队进行整编，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弼时分任军团长和政委；红六军团由萧克、王震分任军团长和政委。至此，红二、六军团统一行动，开始了创建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后，红二、六军团从酉阳向湘西北挺进，在湘鄂川黔地区先后粉碎了敌人100多个团的围攻，有效牵制了追击中央红军的敌人，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之后，根据党中央指示和遵义会议精神，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主力在西康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参加长征共同北上。

红一方面军一部挺进綦江，保卫遵义会议胜利召开。1935年1月初，红一方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后，为了清算第5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以来“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为了确保遵义会议顺利召开，1935年1月10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攻占贵州桐梓县城后，先头部队继续向新站、松坎和重庆的綦江方向推进。军团部派一师二团在团长龙振文、刘瑞龙和政委邓华的率领下，打散国民党松坎盐防军，于1月15日进驻綦江县羊角乡，扼守川黔交界的酒店垭关隘，监视川军和贵州盐防军的各种军事行动，随时准备对其进行军事反击。从而，在遵义以北的贵州桐梓至重庆綦江一线的外围地区筑起了严密的防线，确保了对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遵义会议结束后，按照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1935年1月21日，红一军团8000多人在周恩来、董必武、左权、朱瑞等领导下，从贵州松坎出发，进入綦江石壕镇，造成红军主力直逼重庆的军事态势，成功地牵制了国民党军队。22日，红一军团向赤水进军，与红一方面军主力汇合，共同创造了四渡赤水出奇兵的英勇战绩。

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境内的斗争，成为红军实施历史性战略转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动调动敌军主力，避其锋芒，诱敌深入，实施转移战略意图中的重要军事行动，为红军实现战略转移和北上抗日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