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的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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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是中国共产党在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背景下，进行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转移。在这个伟大而艰辛的转移历程中，三大主力红军曾先后进入重庆境内的渝东南、城口、綦江等地区，顺利完成了各自承担的重要战略任务，并在当地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创建苏维埃和革命根据地，传播革命真理，播洒革命火种，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为抗战到来后重庆革命运动的新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红军长征史和重庆革命斗争史上的辉煌篇章。

三大主力红军进入重庆前中国革命的复杂局面

大革命失败后，英勇不屈的中国共产党人又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征程的新探索。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的“八七”会议，成为党清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总路线的转折点。在党所领导的近百次武装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并以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成功实践，探索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尤其是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以工农武装割据为特征的土地革命如星星之火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到1930年夏，先后创建了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出现复兴的局面。红军队伍和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撼动了国民党的统治。从1930年10月起，国民党调集数万重兵，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多次围剿。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取得了前4次反“围剿”的胜利。然而，红军的第5次反“围剿”斗争，却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下失败了，使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中国革命又面临着新的巨大考验。

在国内阶级矛盾异常严峻的同时，国际局势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1931年日军悍然在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序幕，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中共在事变后第3天，先后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率先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政治主张。1932年夏，国民党蒋介石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随即调集重兵继续向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陷入危机之中。面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局势，1934年4月，在中央根据地北大门广昌失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的严重时刻，中共仍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7月15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表明了中共“决不能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坚定立场。10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按照确立的“北上抗日”的目标，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万里长征。

然而，红军的长征充满着艰辛与曲折。战略转移之初，由于错误的军事路线，红军遭到重大损失。危急时刻，毛泽东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敌我情况，提出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并得到了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的赞同。1934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通过了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并于12月19日发布了《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军事行动决定》，要求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纵队向黔北地域前进。红二、六军团在湖南地区积极活动，调动湘军北援。红四方面军则重新准备进攻，钳制四川敌军，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1932年至1935年间，三大主力红军相继进入重庆，正是中央实施历史性战略转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大主力红军贯彻党中央的正确指示，克服各种干扰，穿插和回旋于川陕边、湘鄂川黔边广大地区，运用运动战、游击战消耗敌人，变全局的劣势为局部的优势；在所到之处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剿”“会剿”“围剿”，保存和扩大了红军力量，胜利完成了各自承担的战略任务，为红军主力实现战略转移和北上抗日作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