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冒进与反冒进

周恩来等人反冒进

本来，对于在经济建设领域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周恩来等领导人也是赞成的。在1955年12月刘少奇主持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座谈会上，周恩来说：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存在保守的倾向，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今年的生产是保守了，用框子把生产限制了。现在，我们的情况可以用这么一幅对联来表示：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12月8日，他出席北京市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20周年和一二·一运动10周年大会，在演讲中又表示：毛主席说，检查过去六年的工作，主要的倾向还是保守倾向。当然保守主义倾向的主要责任又在于我们领导。这样，给了我们一个推动，也就使得我们原来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基本完成的工业化，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

1956年1月14日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其中也对毛泽东提出的反右倾保守思想作了充分肯定，认为1955年取得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突飞猛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迅速发展，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整个地将要提前和超额完成等“巨大的动人的成就，在一年以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展开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那末这些成就，到现在也还是不可能获得的”。

半个月后，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又说：“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要把各项建设事业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以便使各项事业的发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适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2月6日，周恩来召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财政部副部长金明开会，研究在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压缩指标的问题。周恩来指出：反右倾保守，轰轰烈烈，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倾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能泼冷水，但各部门搞计划要实事求是，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各部门专业会议打的计划很大，计委、财政部要压一压。

2月8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强调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可以加快，但不能工业化提前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4月1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1956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搞生产就要联系到平衡”，并指定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和计委副主任张玺负责平衡工作。陈云也认为，计划应该按比例发展，而基建和生产的比例是最重要的，如基建超过了生产就不行。以后订计划应该首先进行物资平衡，再进行财力平衡。

当周恩来、陈云等意识到冒进问题的严重性时，毛泽东的看法却有所不同。1956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追加20亿的基本建设投资，但与会的大多数人不赞成。据胡乔木回忆：“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应当说，当时党内的民主气氛还是比较好的，虽然毛泽东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提议为政治局多数人所反对，表现出不高兴，但他并没有固执己见，这就使得反冒进能够得以继续进行。同年5月11日，国务院召开第28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这年5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为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起草文件，主要是讨论起草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问题。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刘少奇还要求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反对“两个主义”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6月1日，周恩来和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再次压缩1956年计划指标和编制1957年计划问题。周恩来说：今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去年夏天在北戴河开会时订得差不多，共121亿元，比去年已经增长32%，后来增加到170亿，比去年增加将近90%”。2月会议压缩后，“3月份下达的基本建设投资是147亿元，比去年增加68%。增长这么大的数字不可能完成，因此要好好计算一下”。6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1956年预算报告草案。会议决定削减预算5%，投资总额由147亿元减少到140亿元。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6月12日，周恩来和陈云联合主持国务院第30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1955年国家决算（草案）和1956年国家预算（草案）》。周恩来在发言中再次讲到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问题。他说：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注意了发掘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各方面都出现了高潮。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高潮，推动了工作，迎来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但反保守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今年的收入不能打得太冒，要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三天后，李先念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报告强调：“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读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认为这年的预算报告一个最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并且说，这是总结了过去半年中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的经验得来的结论，而急躁冒进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希望全国各级组织和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认真地重视这一个警号，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急躁冒进。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起草、经刘少奇审改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尖锐地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这篇社论不但指出了急躁冒进的危害，同时也分析了急躁冒进产生的原因，成为1956年反冒进的重头戏。

不难看出，这篇社论提出的观点与毛泽东当时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因为社论表面上看，对急躁冒进和右倾保守两种观点都作了批评，但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文章的重心是在强调反冒进。当时，中宣部将起草好后的稿子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但毛泽东接到此稿后，批了3个字：“不看了”。后来毛泽东曾说，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三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找来了这篇社论，并作了不少批注，认为文中的观点是“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他还在南宁会议的讲话中说，这是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了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只有一个指头有病，是九与一之比。这篇东西没有弄清这个比例关系，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指《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提出批评。又引用了我在“序言”中讲的一段话，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而在反右倾保守，要引就应引用全文。文章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这当然是后话了。

虽然当时毛泽东对这篇社论的观点乃至整个反冒进的做法，都有所保留，但在此后一段时间，并没有对反冒进加以直接干预，因而在随后的二五计划编制过程中，周恩来等人按照反冒进的思想，领导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稿）》的编制。7月下旬，计划建议草稿基本写成。在起草二五计划建议的同时，周恩来也组织了计划建议报告的起草。在这两个文件的初稿中，曾多次提到“多、快、好、省”的问题。对于这个口号，周恩来在最初修改时给予了保留，但他在后面加写了“又安全”三个字。后来，周恩来感到自从“多、快、好、省”的口号提出后，人们往往只注重“多”与“快”，而忽视“好”与“省”，变成了片面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经过再三考虑，他把两个稿子中多次出现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等字句删掉了。1957年底至1958年上半年批评反冒进时，这竟成为批评周恩来的一条理由。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报告重申了在经济建中必须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得到了中共八大的认可。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如果对于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由于贯彻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从而保证了1956年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一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86亿元，比上年增长16.5%，超过了一五计划规定的1957年水平。钢产量为447万吨，比上年增长了56.8%；煤1.1亿吨，比上年增长12.2%。生铁、钢材、纯碱、水泥等27种产品的产量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一五计划规定1957年的水平。粮食产量达到了3855亿斤，比上年增长了4.8%；棉花产量为2890万担，比上年下降了4.8%，基本建设实际投资148亿元，比上年增加了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