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冒进与反冒进

毛泽东对反冒进不满意

1956年5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确定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时，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在北京。《人民日报》那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他只批了“不看了”三字，这说明他对于周恩来、刘少奇等人主张的反冒进，是有所保留的，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赞成反冒进者占多数，他不便对反冒进公开反对。此后一段时间，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共八大的筹备上，亲自审改了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其中也包括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和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些报告都贯彻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对此他“服从了政治局的大多数，服从了中央已定的决议，赞成这样写，并对这些报告作了较高的评价”，对这个方针没有提出异议。

中共八大刚刚结束，社会主义阵营又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这两个事件都与苏联有关，而事件发生后苏共中央及其领导人一时慌了手脚，多次急电中共中央请求帮助。为此，中共中央派出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协助苏共中央处理波匈事件，毛泽东本人也在北京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因此八大之后至1957年初，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国际形势的观察和社会主义阵营事务的处理上，没有更多地顾及国内的反冒进问题。尽管如此，毛泽东对于反冒进一事始终有着自己的看法。

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召开。11月10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其中提出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的问题。他说：“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比如，原来设想钢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要达到年产3000万吨，肯定地说，照现在这个速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八大的建议已经把这个要求改变了。我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定在2000万到2500万吨上，将来如果执行得好，有可能超过，但是现在不能定到3000万吨。因为定到3000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像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要达到原来远景规划设想的生产指标，肯定时间要更长一些，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这样一个大国，数量上的增长稍微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

报告中，周恩来还提出八大关于二五计划数字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两个文件的修改问题。他指出：八大建议的数字只是个建议，有某些达不到的指标是不是可以修改？我觉得是可以的。过去说计划就是法律，这实际上行不通。当然，计划成为废纸也不对。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建议中有些数字当时觉得是恰当的，现在发现还有矛盾需要解决，那就应该解决，我想这是许可的。

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问题，周恩来说，（纲要）草案现在执行快一年了，事实证明有些是需要重新研究的，这些并不是不可以修改的。比如扩大耕地面积，要求12年内开垦1.4亿亩显然是有困难的。如果每年开垦1000万亩，就要投资5亿元。这5亿元的投资，明年度无论如何也挤不出来，今后也不是每年都可以挤出来的。周恩来接着说：“这两个文件经过我们研究以后觉得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了自己。”

周恩来在讲话中还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1953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冒了的，就要收缩一下，使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不然就站不稳，就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价、劳动工资等各方面。应该认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事件”，几万人或者几十万人站在街上请愿，那问题就大了。

五天后，毛泽东在会上也作了讲话，并且一开始就讲“上马”与“下马”的辩证法问题。他说：“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那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我们走路，不是两个脚同时走，总是参差不齐的。第一步，这个脚向前，那个脚在后；第二步，那个脚又向前，这个脚在后。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表面看，毛泽东在谈哲学问题，其实用意并不在此。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的趋势，发展是个总的趋势。

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如何评价，毛泽东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总的说来，现在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他还讲到保护干部群众积极性的问题，提出要保护他们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要在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根本条件下，批评他们的缺点，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这样，他们就有一股劲了。群众要求办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也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毛泽东在上述讲话中，没有直接批评反冒进，但他与周恩来在冒进与反冒进问题上的态度显然有差异。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1956年1月至11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我讲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

1957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1月18日，陈云在会上作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当》的发言，他着重提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像我们这样一个有6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他还说，1956年安排基本建设的时候，只和当年财力物力勉强平衡，既没有瞻前也没有顾后，结果造成基本建设投资猛长，在1957年不得不减下来。这是1956年计划执行的重要教训之一。

同一天，毛泽东也在会上作了发言，直接对1956年的反冒进作了批评。他说，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去年这一年，丰收的地方没有问题，重灾区也没有问题，就是那种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合作社发生了问题。这类合作社，工分所值，原先许的愿大了，后头没有那么多，社员收入没有增加，甚至还有减少。于是议论就来了：合作社还好不好，要不要？这种议论也反映到党内的一些干部中间。有些干部说，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有些部长到乡下去看了一下，回到北京后，放的空气不妙，说是农民无精打采，不积极耕种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像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话语之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反冒进是不满意的。这种不满意，到1957年秋反右派运动后，毛泽东明显表达出来。从这年9月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他就不断对反冒进进行批评。“大跃进”运动就是在不断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发动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