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祖居地邓州的不了情

二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历任西北局主要负责人和中央机关的多个重要职务，和祖居地邓州乡亲更有机会接触了。习仲勋在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也尽可能对乡亲们,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给予适当的关照。

邓县解放后，习宗斌因担任过国民党部队营长及民团副团长，一度成为当地群众的斗争对象。1949年底，习宗斌辗转西安，找到时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政委的习仲勋，介绍自己的情况说：“我是习子中，想到您这里工作”。习仲勋说：“你就是习子中？我曾经给你去了三封信，想邀你来共事，你音信全无，现在才来找我，你留下地址，我看看情况再说”。不久，习仲勋在详细了解习宗斌的情况后，将习宗斌安排在西北局招待所工作。后根据工作需要，习宗斌调入西安文史馆工作，任文史馆馆员。习中铭和习中堂也都是习仲勋的族兄弟，习仲勋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介绍给有关部门，安排适当的工作。

1959年10月，河南省委宣传部与省文化厅决定让河南省郑州市曲剧团到北京汇报演出，展现一下河南地方戏风采。郑州市曲剧团为了充实阵容，从开封市曲剧团借来曲剧皇后张新芳(邓县人)及其丈夫名演员刘道德等参加演出。他们到京后,想不到旗开得胜、唱红京城，并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的关注。演出第三天，习仲勋特意观看演出并举行了招待宴会。宴会上习仲勋和大家畅叙乡情，并问：“剧团有邓县几位同志？”众人回答说有7人。习仲勋拍着当时剧团中只有15岁的段天录的头说：“小老乡可要努力学好技艺，邓县出戏剧人才呀！”宴会后，习仲勋还和大家合影留念。

习仲勋和族叔习强斋的交往更是持续数十载。1953年9月，祖籍邓州，早年到延安投奔革命，后任华北军区后勤部油料部供管科科长的习强斋，从《人民日报》上看见一则“习仲勋同志任政务院秘书长”的消息，十分高兴，当即给习仲勋去了一封信。习仲勋立即回信，邀他到家叙谈。叔侄这次见面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自此，两家常来常往。习强斋后转业到河北省三河县（今三河市）工作。三河县距北京较近，他利用星期天或节假日,常去习仲勋家做客。习仲勋的儿子和习强斋的孙子也均以兄弟相称，彼此十分融洽。

1962年秋，由于康生等人陷害,给习仲勋戴上利用小说《刘志丹》反党的帽子，习仲勋蒙冤在家。习强斋唯恐习仲勋忍受不了精神上的打击，常挤时间到习仲勋家，和习仲勋一起谈心，为习仲勋消愁解闷。

1967年1月，习仲勋被红卫兵从洛阳抓到西安批斗，周恩来为了习仲勋的安全,1968年1月将他转到北京卫戍区监狱“监护”。习仲勋在监护期间，习强斋十分牵挂。待习仲勋的监护环境有所改观，他专程从老家赶到北京，通过关系到习仲勋监护处看望。当习强斋把自己买的衬衣为习仲勋换上，看到脱下的衬衣上长满虱子时，禁不住老泪纵横。他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对习仲勋说：“战争年代多少次死里逃生，那么艰难都过来了，如今要好好活着，受点冤屈耐心等待，总有天晴的日子。”

1975年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习仲勋被解除监禁，安排在洛阳耐火材料厂休息养病。他和夫人齐心，受到厂里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厂里他感受到了来自人民群众的温暖和真诚关怀，精神状态很快好转起来，身体也很快得到恢复。

习仲勋在洛阳期间，习强斋应邀到洛阳，每次都要带一些家乡的土特产，聊以弥补习仲勋生活上的不足。两人无话不谈，形影相伴，既是家人，又像朋友。

一次，习强斋的孙子习良钦乘出差之便，路过洛阳，为大伯习仲勋买了一件当时比较流行的的确良衬衫，被习仲勋语重心长地教训了一顿：“要和人们比贡献，不能和人们比吃穿。”临走时，习仲勋硬是往习良钦口袋里塞了50元钱。回家后习良钦不无风趣地对乡亲们说：没想到，给大伯买件衬衫还赚钱。

1975年春的一个晚上，时任邓县电信局报话班报务员的周振铎值夜班。9点左右，周振铎收到一份来自洛阳的电报，是发给邓县县委、县革委会的，电文如下：“我叫习仲勋，我老家是邓县的，我想回去看看，你们是否同意？请回电。习仲勋。”

周振铎看完电文后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早听说过习仲勋是邓县十林公社习营村人，曾是在中央工作的一个大人物，“文革”前当过国务院副总理。第二天一早他交接班后，就迅速把电报送到了县革委会值班室。随后，邓县革委会研究决定，同意习仲勋回乡探亲。不过，当时处于文革非常时期，由于多种原因，习仲勋未能实现他的寻祖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