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手稿，研究些什么？(下)

鲁迅译文手稿研究现状

我最近拜读了李浩先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鲁迅译稿<毁灭>》。我感到这是一篇力作，以我的学术功底，写这样的文章是很吃力的。他的文章揭开了《毁灭》手稿的面纱：原来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的《毁灭》译稿是一份送到大江书铺付印的誊写稿，因此从手稿本身看不出鲁迅如何以日译本为底本，又据英译本、德译本参校的情况。李文介绍了《毁灭》的翻译出版过程，特别是通过冯雪峰论文中有关《毁灭》的引文跟鲁迅译文的对照，说明鲁迅对日文的理解比冯雪峰准确，译文比冯雪峰流畅。至于鲁迅对译文的润饰，手稿只显示了一处，即把原作者“法兑耶夫”改译为“法捷耶夫”——后者更接近俄文发音，因而也更正确。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李浩的文章有什么缺点。他的研究只能从现存鲁迅译文手稿的现状出发。是否可以说，鲁迅译文手稿可供研究的资源并不很多，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曾组织人力对《鲁迅全集》和《鲁迅译文集》校勘过多次，发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鲁迅译文集》中存在的问题其实还很多。虽然孙用先生校勘鲁迅译文的单行本时，几乎每本都订正了上百处错误（包括标点），但由于译文手稿的流失，仍然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月界旅行》一书中说阿兰陀号汽船10月22日由法国烈伯布耳起航，10月22日到达了美洲。显而易见，起航日期应为10月2日，否则一艘船何能一天之内就从欧洲抵达美洲？像这种误排，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鲁迅译文集》一仍其旧。类似的错误还有不少，如《现代日本小说集》将“潸然泪下”排成了“潜然泪下”，“敬谢不敏”排成了“敢谢不敏”；《死魂灵》中将“不道德的戏文”排成了“不道德的剧文”，《域外小说集》将“新闻中曰”排成了“新报中阅”。《现代小说译丛》中将“医生那时”排成了“医生那空”。但更多的情况是《鲁迅译文集》中的有些文字跟单行本虽有出入，但含义相近，难分对错优劣。如《苦闷的象征》中的“混乱”单行本作“混杂”。《工人绥惠略夫》中的“混入”单行本作“混进”，“很分明”单行本作“非常分明”。卢那察尔斯基《艺术论》中的“富饶”单行本作“丰饶”。《一天的工作》中的“觅求”单行本作“寻求”。《十月》中的“登记处”单行本作“登录处”。《毁灭》中的“讨厌”单行本作“厌烦”。

另一种情况是，《鲁迅译文集》中的文字跟单行本中的含义完全不同，必须联系上下文，或者找出其他的确证，才能判定正误。如译文集中的《一个青年的梦》“买给他”，单行本作“卖给他”；《爱罗先珂童话集》中的“胡蜂”，单行本作“蝴蝶”；《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中的“和村农”，单行本作“和农村”。这些问题如果能通过译文手稿的研究解决一部分，可谓功莫大焉。

鲁迅对他人译文的校订，也是研究鲁迅翻译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现存周作人译《神盖记》11页，李霁野译《黑假面人》56页，韦素园译《外套》59页，任国桢译《苏俄文艺论争》71页，瞿秋白译《海上述林》668页，理应纳入我们研究的范畴。

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的研究

鲁迅手稿中还有一些其他部分。

据鲁迅博物馆资料部统计，鲁迅辑校古籍85篇，8136页；后编成《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一书，共分六函，从1986年至199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内收鲁迅辑录校订的古籍48种，包括大家熟知的《嵇康集》、《唐宋传奇集》、《古小说钩沉》等。其中最具研究价值的是《嵇康集》，因为历时20余年，校勘十次，鲁迅亲笔校勘本五种，另有校文12页。1931年鲁迅的定稿本共十卷，鲁迅手迹两卷，后八卷为许广平续抄。《古小说钩沉》写定本共十册，500页；另有四册底稿，59页，其整理过程也值得研究。

有些古籍是他人辑校的，如章川岛校点的《游仙窟》，但其中也有鲁迅的很多校注。据章川岛说，鲁迅为此书所花的劳动并不比他少，因此应与鲁迅辑校古籍同样看待。鲁迅辑校石刻879篇，3679页。1987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鲁迅辑校石刻手稿》，共三函，十八册，其中鲁迅摹写的石刻原文具有书法鉴赏价值，其眉批、夹注、案语极具研究价值。鲁迅做金石目录时专门做了《伪刻坿》，说明他在辨伪上下了一番功夫。整理拓片时留下的文字有修改痕迹，如将《六朝墓志目录》修改增删后改名为《六朝墓名目录》，这其中也隐含了鲁迅的研究心得。

北京鲁迅博物馆还保存了一些鲁迅的笔记手稿，如留学日本仙台医专期间的《医学笔记》和听章太炎讲课的《说文解字》笔记。《医学笔记》已与日本东北大学进行合作研究，研究价值主要是反映日本当时的医学教学状况。《说文解字》笔记已与其他章门弟子的听课笔记汇总出版。鲁迅博物馆还保存了鲁迅收藏的汉画像600张，但我认为那是鲁迅收藏的文物，虽然应该研究，但基本上不属于鲁迅手稿研究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