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华
第三条：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从狱中报告所列举的大量事实看，刘国定、冉益智等叛徒用“说话的英雄、行动的矮子”来描述是非常客观的。
刘国定在党内生活中的“我是上级，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冉益智要求下级要有“革命气节”等等，可是当危及自己生命的时候，他们的尊严、气节全抛到一边，而只顾自己的安危去苟且偷生。罗广斌报告中曾提到冉益智，说他“善于解释”，以致后来叛变了，也能为自己找到理由。刘国鋕曾对他崇拜有加，但刘国鋕对组织和领导人的关系认识得很清楚，并没有因为冉益智的叛变而对组织失去信心。他在牺牲前说过：“只要有党在，我就等于没有死！”说明他相信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组织，而不是某些以组织面貌出现的领导人。
报告提到江竹筠的话：“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江竹筠说的这个话，是以她的亲身经历、亲眼所睹的惨痛失败换来的，是以自己亲爱的丈夫彭咏梧——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的牺牲为代价得出的结论，是鲜血换来的经验和教训。
彭咏梧主动请缨赴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在战斗中，他关心战友，作战英勇，牺牲壮烈。但是有一点必须讲清楚，下乡去开展武装斗争、发动群众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有一个艰苦细致的工作过程，虽然受国民党苛捐杂税的压榨、受地主豪强的盘剥，农民有为生存而抗争的愿望，但这与地下党要组织武装，牵制国民党兵力出川，在农村建立可靠的工作据点还不完全是一致的。在没有掌握可靠情报的情况下，他坚信他领导的游击队可以与李先念的中原部队会师，迎接解放军大部队挺进四川，并经常以此来鼓动游击队员。他在此间作出一切重大决定和部署，都是以中共川东临委党组织的名义进行的，而实际上，限于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中共川东临委党组织根本就来不及知道彭个人以组织名义作出的决定和部署。
此期间，江竹筠一直是彭咏梧的助手，她清楚川东武装起义的发展过程。彭咏梧牺牲后，江竹筠压抑住心中的悲痛，
全身心投入新的斗争。她尽自己的力量来处理好彭咏梧牺牲后的善后工作，总结经验教训。1948年4月15日，江竹筠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政府尽力围剿以后，四乡都比较清静，最近两月以内可能没有事情发生，正反省从前的错误另定新策，以后乡下人可能少吃一点苦头。”
这时，离彭咏梧牺牲已整整三个月。
第四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1947年到1948年，川东地下党组织发动过三次武装起义。
在川东武装起义的同时，重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机关报《挺进报》被确定为对敌攻心的武器，大量向国民党的党政首脑机关和军警特务等单位寄发，引起了国民党的重视，国民党保密局特工徐远举采取“堡垒从内部攻破”的策略，运用线人搜集情报，将《挺进报》破获。
川东地下党老同志邓照明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川东地下斗争的简要回顾》一文中分析了川东武装起义和《挺进报》事件的原因，关于武装起义他写道：“……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既可动摇国民党的后方，又配合大巴山北面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城市地下斗争要为农村武装斗争服务，输送干部、提供情报、运送子弹。实际上这种分析是不准确的，因为大巴山北面并没有解放军大部队，解放军在这时还不可能进军四川。而且要开辟第二战场，我们主观力量也还不够，需要积蓄力量做好准备，但是我们在四川工作对全国情况了解不够……王璞是湖南人，抗战时期到四川，是个好同志，斗争是坚定英勇的，但是比较主观急躁。他按上级指示搞武装斗争是对的，但是要创造条件，不是想搞就搞得成功。当时条件尚不成熟，他急于搞武装斗争，在当时川东临委和他的主张和推动下，在川东搞了三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
关于扩大发行《挺进报》邓写道：“1947至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在重庆这个地区则仍是敌强我弱，仍更应注意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同志在大好的形势下，采取了轻敌冒险的做法。当时地下党办了《挺进报》，本来是供党员和进步群众阅读的，后来搞攻心战术，把《挺进报》秘密发到敌人内部，其目的是动摇和瓦解敌人，即使如此也应当针对可能动摇的人。有一次他们把《挺进报》送到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朱绍良的办公桌上，朱绍良大发雷霆，立即召开军警宪特首脑会议，要求限期破案。可我们党组织却很麻痹，对《挺进报》的发行和阅读范围也没有限制，阅后也没有及时处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特务就抓了工
人任达哉和陈柏林（新党员），任供出了领导人许建业的地址——小什字中正路九十七号，是一家私立银行的宿舍。四月四日，国民党特务逮捕了重庆市工委书记许建业，并留下人守候。市委书记刘国定去找许建业，又被逮捕……这段时间重庆被捕了四五十人，造成了四川少有的党组织大破坏。”
第五条：切勿轻视敌人
狱中报告指出：……加上有叛徒协助，结果敌人是在暗处，我们是在明处，处处出事，后来程谦谋说：“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川东地下党斗争时期，对敌人的轻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国民党统治区内相对地下党组织的巨大的统治力量认识不足，这主要表现在盲目发动武装起义，利用《挺进报》对敌展开攻心工作，扩大发行。二是对特务机关在破坏地下党组织和逮捕革命志士方面的狡诈性认识不足。
《挺进报》的扩大发行，虽然引起国民党的高度重视，但就像保密局特务徐远举说的那样，破坏《挺进报》感觉无从下手，虽然情报多如牛毛，乱抓一些人栽赃陷害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徐远举最终制定了“红旗特务”计划：让特工曾纪纲在地下党的联络地点文成书店伪装成进步青年，如饥似渴地看书学习，一连数日的进步假象，使书店店员地下党员陈柏林认为这是一个追求革命的进步青年。所以，当他把曾纪纲推荐给自己的上级地下交通联络员任达哉时，任达哉又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擅自做主，对曾纪纲进行当面考察，结果遭到逮捕。
被捕后的陈柏林，恨悔自己受骗上当，在刑讯面前坚不吐实，殉难于11·27大屠杀。而他的上级任达哉，在敌人的酷刑威逼下不曾叛变，但当特务发现他曾经参加过军统社会情报通讯员的情节以后，以此相逼，导致他叛变，供出上级地下市委委员工运书记许建业。
许建业被捕后，突然想起家中枕头下面放有三份党内文件，床下箱子里又放有十几份工人入党申请书，他心急如焚，怕敌人抄家发现这些东西，当特务看守陈远德发现许建业在牢房中坐卧不安时，想敲他的“油水”，主动向他表示可以为他帮忙做事，许建业情急之中轻信陈远德，拿出身上仅有的3000法币，让他下班后去志诚公司找一位叫刘德惠的人，让刘把自己家中枕头下和箱子里的东西处理掉。结果，陈远德拿了钱没有替人消灾，却将情况上报，导致地下党组织又一次遭到破坏。许建业为自己轻信特务的行为三次在狱中碰壁自杀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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