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华
第六条：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狱中报告指出：“经济、恋爱、私生活———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刘仲益、蒲华辅在经济问题、私生活上，腐化倾向特别严重，而恋爱问题，是每个叛徒都有问题的。在工作上，因为经常检讨，报告犯了毛病，容易发现，也有较多的改正机会；而私生活，一般是不大注意的，但是，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却清楚地反映了干部的优劣。”
叛徒刘国定掌管地下党的一个药店，曾经假公济私，要把钱拿去投资，名曰：增加收入，实则去谋个人利益；冉益智总喜欢大谈自己的“性交艺术”，狱中同志分析：“在男女问题上，他又表现了一个畸形的观点，他手头的关系，男的大多数交了，女的保留。”
叛徒涂孝文叛变后关在狱中，报告记录他在狱中的情况：“写过自白书，表示愿当老百姓，后在杨家山‘优待’，不愿参加军统，但亦未正式拒绝，实际上是在等待，他说：‘日子越来越近了’，以后出去‘发展个人主义，狂嫖三年’。”
叛徒冉益智在私底下曾经对人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起的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骨子里面耍两面派，这是冉益智做人做事的原则。口和心的分离，养成领导干部说假话、说套话，而且越是大话，越能够满足当领导的虚荣。
李文祥能够坚守刑罚的折磨，却过不了家庭关，为了保自己妻子出狱，坚持要参加特务工作，叛变后却遭到自己妻子的唾弃！
叛徒骆隽文是上川东地工委委员兼第一工作委员会书记，他认为“……革命快要胜利了，今后该多么称心如意啊！廿几岁就当地委（书记），三十几岁，不当省委（书记）吗……”功利色彩让他苟且偷生。
徐远举是红岩里知名度最高的一个反面人物，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战犯先在重庆关押，后在秦城监狱改造。在改造期间写过大量关于红岩的材料。其中，他在《血手染红岩》一文中对叛徒的记载有：……主要是叛徒经不住考验，在临危时丧失了革命的意志，否则特务们将一筹莫展，瞎碰一气……有少数不堪特务的威吓利诱，有的叛变了，有的投降了。叛变的主要有刘国定、冉益智、骆安靖、李文祥、李忠良、涂孝文、陈为智等人。”
第七条：严格整党整风
“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要求我的一切，希望组织上注意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的意识，纯洁我们的队伍。”这是许晓轩烈士临刑时的口头遗言。
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带领党员乘船到下川东开展工作，在船上他要求党员有群众观念，不要与群众抢位子。结果，几个党员按他要求全部站在甲板上，他和自己妻子却打开行李睡下。
整风、整党———眼看着革命组织被破坏，每个被捕的同志都希望组织上能够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平。严格地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被关押十年的许晓轩同志口述过他对组织上唯一的意见，他被捕前已发现“个别同志的思想、生活，有脱党腐化现象，却难以着手整风，没有想到后来这种腐化甚至破坏了整个组织，真是太沉痛、太难过了。这种损失是对不起人民的！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地发现问题的根源，而且经常注意党的教育，实查工作，决不能允许任何非党的思想在党内潜伏”。
《川东地区工作初步总结》指出：“川东党组织内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出现一些叛徒呢？除了这些家伙生活上优裕腐化，没有经过斗争锻炼，品质不纯等条件足以解释外，川东党的干部，因占据高位，形成党内贵族，一旦遇着事变，就彻底投降敌人，出卖组织……”
“形成党内贵族”，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分析与总结！
第八条：严惩叛徒特务
狱中八条的最后一条是惩办那些对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叛徒们。
叛徒刘国定，四川新都人，抗战时期入党。先后担任过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巴县县委书记、重庆市委副书记、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1948年4月被捕后在狱中被叛徒冉益智指认后即叛变，被授予中校参谋、侦防处专员。为特务机关编写《防止中共入川之对策》、《中共在川活动概况》，作为特务破坏地下党组织的教材。重庆解放后，自知罪孽深重，不得不向公安机关投案。1950年被公安机关逮捕，1951年2月被判死刑。
叛徒冉益智，四川酉阳人，1937年在重庆入党。担任万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后任中心县委书记、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1948年4月被捕，为乞求活命，与刘国定竞相出卖组织和地下党干部。被授予中校秘书、侦防处专员职位，并在特务头目徐远举所办的“特务训练班”为特务机关编写了《四川共产党地下活动概况》一书，并在特务训练班中专门讲授“中共内幕”、“地下党组织”等课程。重庆解放后，被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发现（时李修凯已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将他扭送到公安机关。1950年被公安机关逮捕，1951年2月被判处死刑。
叛徒涂孝文，又名涂万鹏，化名杜谦益。抗战初期入党，历任中共四川江安县委、泸州中心县委书记。在延安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6年由延安派回四川。1947年10月，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成立，任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公开身份为辅成法学院学生。1948年6月11日，因冉益智出卖被捕，叛变后供出地下党员江竹筠、李青林等20余名共产党员，1949年10月28日，涂孝文在重庆大坪刑场被国民党公开枪决。
叛徒骆安靖，中共成都市工委委员、上川东地委委员。1948年7月在四川广安被捕后叛变，同年10月，被任命为西南特区少校专员。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判处无期徒刑。
叛徒李文祥，叛变前是重庆市工委下属的城区区委书记。1948年4月17日，被刘国定出卖被捕入狱。经受不住感情因素的诱降，当特务以“最后一次同太太见面”相威胁时，他在坐牢8个月后，向特务机关“坦白自首”，出卖了何柏梁等10多人，并参加特务工作，被军统授予上尉军衔。1951年2月被公安机关判处死刑。
叛徒李忠良，因参加1948年初梁山、达县大竹起义，被刘国定出卖被捕。出卖大批游击队员，被授予上尉军衔。1950年被公安机关逮捕，1951年2月被判死刑。
叛徒任达哉，1948年4月被捕，出卖同志交代出组织。1949年11月27日，被国民党枪决于渣滓洞看守所。
（本文作者曾任重庆红岩历史博物馆馆长、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馆长。现为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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