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的上海之“谜”

他一时也找不到方向，所以此后他曾一度向佛，想从中有所参悟。刘成禺赴京向杨度求援以解孙中山之危的时候，正是杨度向佛时期。

是真名士有雅量

知道自己的政治立场错了，愿意改正，这不仅体现出杨度作为名士的胸襟，也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雅量。这样的雅量在杨度凭吊并称颂蔡锷的挽联上也同样鲜明地凸显着。按说杨度对蔡锷有知遇之恩——是杨将蔡推荐给袁世凯，才使蔡得到重用。然而蔡在潜往云南、举兵反对帝制之前，却领衔致电袁世凯，请求“将发起筹安会之杨度”等十三人“立即明正典刑，以谢天下”，亦即依法判处死刑时。这当然让杨度心里很受伤。但蔡锷逝世后，他还是真挚地写下“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山川皆雨泣”的挽辞，颂扬蔡锷。

经历这样的跌宕起伏，杨度也渐渐觉悟到君宪救国的主张在中国的不可行。但如何前行，他一时也找不到方向，所以此后他曾一度向佛，想从中有所参悟。刘成禺赴京向杨度求援以解孙中山之危的时候，正是杨度向佛时期。但当杨度知情后，便毅然向孙伸出援手，这也成为杨度重新出山“入世”的一个转折。

后来杨度更将援手伸向共产党人。如1927年4月4日，杨度前往北京太平湖饭店赴熊希龄长女的婚宴，席间无意中从曾当过外交总长的汪大燮口中惊闻张作霖的奉军将进入苏联使馆搜查的消息时，杨度知道此时共产党领袖李大钊正躲在那里，于是赶紧借故离席回家，让家人设法进入苏联使馆通知李离开。后因其他原因李没有及时离开，不幸落入张作霖之手，并遭杀害。即使这样，一份当年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发往南方的秘密报告档案中留下的“其余四同志能走避，杨（度）之力也”的文字，透露了毕竟有四位共产党人因杨度的营救而幸免于难。接着，杨度又两度派长子去狱中探视李大钊并悄悄传递消息，又将卖房所得银元悉数充作营救费用。遗憾的是，杨度费尽周折还是没能将李大钊救下。

夏衍能不大吃一惊吗？身为作家，夏衍想象力再丰富，他也决不会想到当年力促袁世凯称帝而遭到万人唾骂的杨度，如今竟然成为自己的党内同志！

他竟然是自己的党内同志

现在让我们继续将视线回到上海。夏衍在1978年9月6日 《人民日报》 撰文提到杨度于1929年将母亲、妻子送到长沙、苏州，自己来到上海，全力从事革命工作。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后，经人介绍，是年秋正式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共秘密党员，并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至于夏衍与杨度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夏衍在1982年11月23日 《人民日报》 上发表有这样一段自述：

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夏衍），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夏衍本名沈端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了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当时法属殖民地越南在中国法租界的警察）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这之后，我和潘汉年同志阔别了五年，直到抗战前夕才再次会面。他给我介绍的那位老先生，开头我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他才坦然地告诉我：“我叫杨皙子，杨度。”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惊。

夏衍能不大吃一惊吗？身为作家，夏衍想象力再丰富，他也决不会想到当年力促袁世凯称帝而遭到万人唾骂的杨度，如今竟然成为自己的党内同志！

要使像杨度和章炳麟（太炎）这样的文人在心理上和观念上接纳像杜月笙这类人物，必须将其置于中国“雅”文化的范围内讨论才能被“理解”。

杜月笙的座上宾

秘密加入中共后的杨度是由章士钊（一说陆冲鹏）介绍，被杜月笙聘为名义上的“秘书”、实际上的清客的。杜月笙每月支给杨度月薪500元，还提供住宅。杜月笙为什么要厚待杨度呢？原来杜月笙自从在上海滩坐大以后，十分注意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这种形象既是外表的，也是内在的。外表容易打造，内在如何塑造呢？对此，精明的杜月笙采取了两个步骤，一是参与和投身慈善事业；二是资助拉拢社会名流。杜月笙没读过多少书，但他却深知文化的重要，资助拉拢社会名流，就是他用文化的旗帜来提升自己文化形象的一个举措。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理解杜月笙为何要如此厚待杨度了。何况向他介绍杨度其人的又非一般人。而1931年5月，杨度为杜家祠堂落成典礼撰写的 《杜氏家祠落成颂》，则给足了杜月笙面子。据杜月笙当年的总账房黄国栋先生回忆，那时出入杜宅的政要、名流、闻人中，除了杨度，还有黄炎培、张翼枢、章士钊、陈群，青帮大哥高士奎、律师秦联奎等。是否可以大胆揣测，杨度就是这样利用与各色人等接触的机会，为中共获取有用的情报？由于当年都是单线联系，个中情况不能与外人道，所以这也成为今天杨度留下的上海之“谜”中的细节之一。

杨度再一个涉“谜”的细节是，以杜月笙当年在上海滩的炙手可热、手眼通天，他在法租界又有那么多亲信、耳目，对于杨度的身份和活动，精明强干的杜月笙肯定不会毫无察觉。那么杜月笙为何能“容忍”杨度呢？对此，我们同样大胆揣测，狡猾的杜月笙心里肯定有着一杆秤：只要杨度的活动不越出他杜月笙可以接受的底线，他就装聋作哑。“四·一二”清党事件后，杜月笙深知自己欠着共产党、上海工人血债，他明白真要做到在中国的政治和历史舞台上左右逢源，他必须与共产党多少保持点关系，一旦需要，可以有人替他说话。事实上他也确实这样表白过。杨度有共产党嫌疑，在杜月笙看来，大可不必深究，不是则罢，是也无妨，反正只要不越过他杜月笙“允许”的底线。这样做，说不定哪天他杜月笙需要共产党帮助也未可知。更何况杜月笙还需要杨度这样的社会名流，来为他的“文化形象”加分。正如外国学者布赖恩·马丁在《上海青帮》一书中道出的：“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要使像杨度和章炳麟（太炎）这样的文人在心理上和观念上接纳像杜月笙这类人物，必须将其置于中国‘雅’文化的范围内讨论才能被‘理解’，这对于杜月笙要想在文化圈里扩张其权势同样是重要的。”

这样一位耿烈豪侠之士，日后居然甘于屈身做杜月笙的清客，而周恩来不仅批准他入党，还亲自在秘密战线上领导他，尽管个中许多细节如今皆已成“谜”，但这“谜”一定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不过对我们这些后人来说，这“谜”中细节知晓与否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1932年冬，年仅58岁的杨度在上海不幸病逝，其时他的身份是中共党员——这无论于九泉之下的杨度，还是于我们，才是最重要的。（陆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