磕磕绊绊地携手
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在危机时刻的携手并非一拍即合，相反，此前十年间，双方经历了磕磕绊绊的外交波折，期间不但有大国间的国家利益、权益之争，还夹杂着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家事”。
上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的主张，苏联也是中国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鲍罗廷等大批苏联顾问来到中国，苏联的先进武器武装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
那是国民政府与苏联外交关系的一个“蜜月期”。为数众多的中国青年赴苏留学，学习革命经验，其中就包括1925年时留苏的蒋经国。
转折发生在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消息传到苏联，对当时热衷共产主义，并且已经加入了中国共青团的蒋经国来说无异晴空霹雳。但他转变得很快，马上带头鼓动学生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谴责：“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
这一年的年底，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发布断绝邦交令，宣布撤销驻在各省的苏联领事馆。但因当时南京政府是尚未获得国际承认的地方性政权，故上述措施的效力仅及于南京政府所支配的地区。不过，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正式决裂。
1928年6月占领北京以后，南京政府成为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对苏关系继续恶化。翌年7月，中苏终因中东路武装冲突而断绝了邦交，苏联加强了对外蒙的实质控制，外蒙问题和中东路问题随之成为中苏之间两大外交悬案。
而蒋介石个人对苏联的敌意越来越浓。特别是他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有苏联在背后援助。他的儿子蒋经国此时仍滞留苏联，父子恩怨也掺杂进两国关系之中。
蒋经国留在苏联长达12年之久，娶了个苏联妻子，在他1937年回国时，能记得的汉字就只剩几百个了。这12年中蒋经国复杂的政治态度，是历史学家们好奇和研究的焦点，莫衷一是。有一点倒是公认的，蒋经国在苏联的日子不好过。他经历了读书、流放、充军、做工……也亲自下过农田，做过苦工，甚至讨过饭，数次申请回国却未获苏联方面准许。1936年，蒋经国申请成为联共正式党员，被列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
蒋介石牵挂着儿子，却又忧心蒋经国在苏联被“赤化”，而且对他发表的激烈声明耿耿于怀，如何面对儿子又是个难题。蒋介石在日记中如此宽慰自己：“经国不归，使余无逆子之忧惭，是塞翁失马，上帝必有其意旨也。”
这份纠结的个人感情，是蒋介石对苏态度的又一个负面因素。
1923年大革命之初，蒋介石曾认为“苏俄为吾中国唯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关系”，到1928年后的日记中，对苏联则以“俄寇”相称。
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为中苏关系的调整带来了转机。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也让苏联意识到危险，认为日本“对华战争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共同的敌人让此前持敌对态度的中苏两国迅速靠近，1932年底，两国恢复邦交。
不过，外交关系虽然恢复了，中苏并没有真正消除芥蒂。
苏联在“九一八”事变后表现出的两面性，让国民政府心存疑虑。一方面，苏联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感到了危险的迫近，因而更积极主动地靠近中国。另一方面，苏联又在维持着对日本的安抚，对伪满洲国采取事实承认的态度，甚至把中东铁路出让给了伪满洲国。
国民政府这时也没有把苏联当成抵抗日本的盟友，更大的希望寄托于英美。而当时的中国在英美的外交版图中显然算不上重要，他们对中国的支持至多是“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这些西方强国还在借着中日冲突大发战争财，助纣为虐。1938年美国输入日本的货物中，钢铁等战略物资所占比重达到了65％；英国也是日本的一大军火卖家。
最终，日本挑起的全面侵华，让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别无选择地走到了一起。全面抗战爆发一个多月后，中国同苏联迅速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结成了“准同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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