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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文字 笔底惊雷——“狱中八条”的警示

李乔

2015年01月05日13:24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血色文字 笔底惊雷

编者按:腐败是对党的宗旨的背叛。那些贪赃枉法的腐败分子,让人们联想到战争年代的另一种背叛。因此在今天重温《红岩》作者罗广斌所写的“狱中八条”,可以获得极大的警示。

“狱中八条”并不是新闻,近日却在央视《新闻联播》中播出了。这是为什么?因为今昔有相似之处,“狱中八条”可以引起今人的警醒!

《红岩魂纪实——来自白公馆、渣滓洞的报告》中所列“狱中八条”的内容是: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切勿轻视敌人;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严格进行整党整风;严惩叛徒、特务。

这“狱中八条”见于罗广斌写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是报告的最后一部分。罗广斌是著名的白公馆越狱脱险志士之一,是小说《红岩》的著者之一。他越狱后汇集了白公馆、渣滓洞众多志士死难前的嘱托和意见,写成了这份报告,归纳出了“狱中八条”。这八条代表了志士们沉重的心声,是他们留给党的最后遗言。

分析这八条,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内容:领导干部问题;革命路径问题;党建问题;对敌斗争问题。其中哪方面问题最重要?无疑,是领导干部问题。八条之第一、第三、第六条皆明言领导干部问题。第二、第七条实际也涉及领导干部问题。第八条惩办叛徒,当然首先要惩办领导干部中的叛徒。总之,这八条实际含着一条主线:要高度关注领导干部问题。

为什么“狱中八条”会如此强调领导干部问题?为什么众多志士一致强调领导干部问题?因为,“狱中八条”的背景和源起,是一段因领导干部叛变而酿成的痛史,这段痛史之最重要的警示,便是必须关注领导干部问题。

这段痛史,即川东地下党因重庆市委领导人叛变而遭受灭顶之灾的历史。

1948年,因《挺进报》暴露,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相继被捕叛变,供出了大量地下党组织情况,导致了川东地下党遭到重大破坏,还波及了川西、沪宁党组织,大批党员被捕,后来成为著名烈士的许建业、陈然、王朴、成善谋、刘国金志、李青林、江竹筠等都在其中。刘、冉两个叛徒为了邀功取宠,争先恐后地出卖组织,使被捕党员数量不断扩大。罗广斌就是被刘国定出卖的。还有个叛徒李文祥,是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叛变后出卖组织,导致了十几个同志被捕。小说《红岩》中叛徒甫志高的原型,就是刘冉李等几个叛徒。

刘国定叛变后,希望特务头目徐远举能考虑自己是省委、市委级别的干部,在官职上予以照顾,结果得到了军统中校专员、川西特侦组组长的官职。冉益智先是当了军统少校,后也晋升为中校。刘国定当了军统中校后,对自己立场和身份的巨变,毫无不适应之感,反而坦然得很,且神气十足。这让过去曾尊敬过他的普通党员深感惊愕。

刘国定等人的叛变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平时思想言行中实际已有了腐化变质的因素。比如,刘国定曾利用书记职务之便,要求管财务的同志把党的活动经费借给他去做生意,未得同意后很生气,说:“我借钱又不是不还,何必那么认真!”尔后还报复那位管财务的同志,污蔑其有经济问题。冉益智叛变前曾对人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起的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这其实是他自己的原形,他骨子里就是个两面派。

对于叛变与平时表现的关系,罗广斌在《报告》中做了深刻的思考和总结:“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问题处理的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是否忠贞。”这是从刘、冉、李等叛徒身上总结出的深刻教训。

上述这段痛史,便是“狱中八条”强调领导干部问题的背景和直接原因。

中国有句古话:“乱自上作。”借用来描摹川东地下党遭到重大破坏这一史实,再合适不过了。实际上,在中共党史上,“乱自上作”,地下党遭受严重乃至毁灭性打击的例子,还有很多。

例如,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造成了上海党中央差点被摧毁,大批地下党机构被毁灭,许多人被捕杀,恽代英、蔡和森也因顾顺章的指认被杀害。又如,中共台湾地下党第一把手、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造成台湾地下党几乎全军覆没。

顾顺章和蔡孝乾都是老革命,是党的高级干部,蔡孝乾还是长征干部。他们之所以叛变,除了敌情严酷之外,其平时思想意识和生活作风存在不小问题也是重要原因。顾顺章一向贪图享乐,嫖娼,吸鸦片,流氓气很重,与他在中央特科共事的陈赓曾预见说:“只要我不死,早晚能看到顾顺章叛变。”蔡孝乾也是个生活浮华奢靡的人,曾侵吞工作经费用于吃喝享乐,还搞了一个情妇。负责侦破蔡案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谷正文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它的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假如当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活动的人,有几分周恩来或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历史的演变恐怕就大不相同了。”敌人看得是很准的,台湾地下党之所以失败,一个“严重的致命伤”,就是它的领导人蔡孝乾有“浮奢个性”。

“乱自上作”是古人的语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问题出在上边”。这个道理,既深刻也平常,很好理解。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下属对于领导干部应该怎么办?领导干部自身应该怎么办?制度对领导干部应该怎么办?“狱中八条”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

一是下属对领导干部的认识要唯物,不要迷信,除了组织上服从之外,也要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对其腐败行为要进行斗争。

二是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确立正确的“三观”,清正廉洁,不断增强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

三是建立和完善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机制和教育机制,使之不想也不能做犯规越界的事。选拔干部要首重德操,不能“带病提拔”。

字里行间皆是血,八条警示似惊雷。我们从浸透着烈士鲜血的“狱中八条”中,仿佛看到了烈士的肺腑衷肠,听到了惊雷般的警示。对于先烈留给我们的这笔巨大精神财富,我们不能不重视,不可不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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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程宏毅、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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