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双宁
三、关于遵义会议的原定议程与实际经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等。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1.会议的原定议程
对于遵义会议的原定议程，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可见会议两项议程一是决定战略转移的方向，二是总结此前军事失败的经验教训，而没有组织人事变动问题。“遵义会议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才同意了。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石仲泉：《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
2.会议的召开经过
遵义会议由博古主持，第一项议程是讨论红军的战略转移方向问题。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对此项议程，杨尚昆的回忆作了证明：一开会，首先讨论是否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刘伯承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经济条件又远比黔北好。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遵义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由博古作主报告。“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路线做了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博古报告后，由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从主观因素做了分析，明确承认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的失误，批评了博古的短促突击和拼消耗的错误。杨尚昆认为，如果没有周恩来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张闻天作的报告后来被称为“反报告”。他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不正确，报告代表了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意见，实际上也反映了其他多数与会者的心声。
紧接着发言的是毛泽东。他指出：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是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毛泽东的发言也涉及了政治路线问题，指出为什么产生错误的军事路线？是因为错误地估计政治形势，过分扩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伍修权回忆录》，第88页）。
参会人员除了凯丰、博古和李德外，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这个建议得到了一致通过。
遵义会议增补的第三项议程是关于中央领导的变动。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组织上：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此后张闻天起草完成《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全面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战略方针的错误，并总结了教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
遵义会议在战略转移方向和对第五次反围剿及西征的军事路线认识上达成了一致，这样就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常委，进入决策层，部分地解决了组织问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部分涉及了政治路线问题，也为解决思想路线提供了一定的条件。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
四、关于遵义会议的继续
遵义会议后召开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扎西会议。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月5日到9日，在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
在此期间，有关中央领导人变换有三次重要的谈话。一是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如果调整党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遵义会议文献》，第68页；杨胜群、陈晋主编《红军长征重大决策见证录》，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11页）。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二是周博谈话。遵义会议后，博古对会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不合适做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周恩来建议博古捐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三是周张谈话。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周恩来又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扎西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使广大指战员深刻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实质，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为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的决定，开创了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党全军的新局面。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苟坝会议。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坚决表示反对。毛泽东不肯妥协，当天晚上又找到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3月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了遭受重大损失。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的建议，周恩来将建议转达给张闻天。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会理会议。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甩掉数十万敌军的重围，变被动为主动，顺利地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地区。5月12日，张闻天在会理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取得胜利的原因，阐明了运动战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重新统一了认识，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也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会理会议也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综上，遵义会议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构成了“广义的遵义会议”。
五、关于“广义遵义会议”的最终成果
“广义遵义会议”通过前述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为胜利完成长征，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第一，“广义遵义会议”解决了党的组织路线、军事路线，为解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核心领导层；决定常委再分工，在扎西会议上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解决了组织路线问题。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由于当时党的主要工作就是军事工作，擅长军事的毛泽东逐渐处于核心地位。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解决为后来解决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基础。
第二，为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实现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依靠兵强马壮，拥兵自重，最后南下另立中央。正是遵义会议后逐步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通过高度智慧和团结，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方向，加上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努力，二、四方面军最后北上同一方面军会师，实现了长征的最后胜利。
第三，为建立陕甘宁边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红军长征胜利后，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了实现抗日，扩大根据地，党中央又领导红军进行东征西征，扩大了革命影响和发展了革命力量，为建立陕甘宁边区打下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红军作为中国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国民党不得不联合的力量，最终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作者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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