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双宁
通道会议
黎平会议
猴场会议
扎西会议
苟坝会议
会理会议旧址
遵义会议旧址及出席会议的成员。资料图片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应该分为“狭义遵义会议”和“广义遵义会议”。“狭义遵义会议”指红军一方面军长征途经遵义时召开的为期三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广义遵义会议”则是红军一方面军长征中中共中央一系列会议的组合，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等。考察研究“广义遵义会议”，要研究上述遵义会议前后的系列会议，同时对“广义遵义会议”的历史大背景、最终成果、历史意义等进行更加深入广泛的分析、研究和认识。
一、关于“广义遵义会议”的历史大背景
了解“广义遵义会议”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大背景，是认识和理解“广义遵义会议”的前提。因此，应该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应该联系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和毛泽东的重要贡献。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进行武装斗争。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开辟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也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的指挥下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中央苏区的人民和军队中树立了较高威信。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也为在上海的中央转移提供了条件。中央苏区成立后，中共中央先后三次大规模地转移干部。尽管毛泽东在领导武装斗争以及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但是却受到不公正待遇。
其二，应该联系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一方面军被迫长征及对毛泽东的再次不公正待遇
蒋介石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于1933年9月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由于博古、李德等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之后又实行消耗战，节节防御，并丧失了联合福建十九路军等许多机会，导致经过一年多苦战最后仍不得不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结局。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再次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不打算让他参加长征，最后才被允许参加长征。
其三，应该联系红一方面军长征初期的困境，重点是“三人团”的指挥失误、湘江战役失败、进入广西湖南交界时的困境、当时的行军路线、广大指战员的呼声，以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初步交流。
为了有效地实行战略转移，中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实权掌握在博古、李德手里。他们实行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路线，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行军速度缓慢，伤亡、减员严重。长征原定计划是转移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行军路线基本是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经过三道封锁线后，湘江之战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战斗最为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战，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为3万多人。党内和红军将领纷纷对博古、李德表示不满，而毛泽东也一直没有放弃斗争。转移之初他争取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军，商谈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聂荣臻等红军将领也一直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不满，党内军内普遍呼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二、关于遵义会议前的几次会议
遵义会议之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实际上可以看成是遵义会议的预备会议。
通道会议。1934年12月上旬，根据当时长征中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博古、李德不予采纳，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9页）。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再次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但李德等人会后仍坚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通道会议研究了行军路线的改变问题，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为此后的黎平会议做了必要的准备。
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12月20日，坐在担架上的张闻天、王稼祥在黄平的一片茂密的橘林里休息谈话，商议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并与彭德怀、刘伯承等几位将领达成一致。这就是所谓“桔林会谈”（石仲泉：《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除战略方针外，黎平会议还讨论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问题，对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的批评，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瓮安的猴场，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错误主张。之后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猴场会议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6页），以加强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开始动议限制博古、李德的指挥权。猴场会议是红军进入贵州后在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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