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党的文献》发表文章《遵义会议后张闻天究竟担任什么职务》。文中记述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接替博古所担任的中共中央领导职务，至今仍有不同说法。引起分歧的根本原因，还是史不足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研究员曾成贵认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一段时间中所担任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其位置是在常委中负总责、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摘编如下。
张闻天（资料图）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出征前成立的“三人团”，决定在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稍后不久，在川滇黔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张闻天接替了博古的领导职务。那么，遵义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张闻天究竟在党内担任什么职务呢？关于这一问题，时至今日一直都有不同的说法。
比如，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为张闻天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在悼词中说张闻天是“党中央总书记”。1985年出版的《张闻天选集》的“编辑说明”则说，“遵义会议以后一段时间，张闻天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负总责”，没有提任总书记之职。2010年修订的《张闻天年谱》，在1935年“1月15日—17日”条目中，记载“会议推举张闻天为党中央总书记”，在“2月5日”条目中，记载“中央在此举行政治局会议，同意中央常委关于分工的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编者在后一条目的注释中，摘录了1997年杨尚昆关于“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的谈话，其意在与前一条目相呼应。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记载这段历史时则写道：“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
之所以出现这么多说法，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史不足征。张闻天到底有没有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呢？ 1938年2月，《救亡日报》记者洛基采访张闻天，文章发表时的按语称张为“中共中央总书记”。4月9日，张闻天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表示，“对《救亡日报》发表的谈话应作如下声明：（甲）谈话发表未经本人允许，谈话记录未经本人看过，因此对发表的谈话本人不能负任何责任。（乙）中共中央有几个书记，向无所谓总书记”。在此，张闻天明确否定了他是中共中央总书记。4月12 日，汉口出版的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头版报眼位置刊登了这个声明，第二条略加修改为：“中共中央设有由少数同志组成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张的声明稿中“向无所谓总书记”的说法不准确，故《新华日报》刊发时略作如此修改。
既然“无所谓总书记”，张闻天接替博古什么职务呢？ 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中央会议上发言说：向忠发被捕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到酒店开会，出席者有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和博古四人，会议“决定不设总书记。当时决定我为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央会议并没有决定我是总书记”。1945年5月3日，博古在中共七大上发言，讲到应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路线错误负责，说：“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是最主要的负责人”。博古仍然只字没有提到他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回到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报告中写到博古，也只说他是中共中央书记。
张闻天接替博古的情况，周恩来后来在1972年6月10日的讲话中是这样回忆的：遵义会议后，“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然就让洛甫做了。撤销博古的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那个时候名称也不是那么固定的，不那么严格的，这个‘总’字好像没有加上，反正他是书记就是了，因为其他的人作常委嘛。”土城战斗渡过赤水河，在鸡鸣三省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为什么在 1979年8月25日邓小平所致的悼词中明确指出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以后，又发生变化呢？这是因为，1982年从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发现了《（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份文献。经考证，这份文献出自陈云的手笔，在编入《遵义会议文献》时，被定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文献有如下几处记载与本文所讨论的问题直接相关：其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其二，“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其三，“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其四，“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据此可知，遵义会议没有选举总书记的议题；对领导集体的变动，主要是推举毛泽东为常委，常委重新分工，以毛泽东帮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张闻天接替博古的职务，是遵义会后常委再次分工来解决的。准确地说，他是接受了博古所担负的“负总的责任”的职责。前引周恩来的回忆，其脉络主干与此正好相合。2005年出版的《陈云文选》收入《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一文，这是 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其中讲到遵义会议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取代过去的领导人，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也没有提到党的主要负责人的职务交替，以及张闻天和其任职问题。
1936年7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转递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发自陕北瓦窑堡的信息，称“书记有四位同志：洛甫、周恩来、博古和毛泽东”。《张闻天年谱》这样记载：“常委：洛甫（书记）、恩来、博古、泽东四人。”同一电报，或因翻译等原因，表述有所不同，但都没有出现张闻天任“总书记”的记载。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经增补，常委为九人：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张国焘、博古、项英。王明、陈云、康生增补为书记处书记，决定实行集体领导并有分工，日常来往电报属于党的交张闻天，军事的交毛泽东，统战的交王明，王外出时交张闻天。张在常委中继续居于领衔位置，在书记处中主持工作，在日常分工中则侧重于党务。但在为准备党的七大而设立的由25人组成的准备委员会中，毛泽东位居第一，张闻天排名第六；准备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由五人组成的秘书处，毛泽东居首，张闻天则次之。
在张闻天的个人文献中，倒的确也有“总书记”的说法，如1943年写的《整风笔记》，写到六届六中全会时有“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在讲到遵义会议时，又说“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究竟任何职务的问题，恐怕还要讨论一段时间，有待于新的原始史料作更有力的证明。根据目前所能看到的材料，我们只能说，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所担任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位置是在常委中负总责、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所谓“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是综合兼顾的产物，是既鉴于张闻天居于抓总的位置，又顾及邓小平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词中有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说法。张闻天的这种境况倒也不是唯一，1927年八七会议到1928年中共六大之间，瞿秋白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承担了负总责的工作，也没有总书记的职衔。现在，我们辨明张闻天究竟是否出任过总书记，不过是局限在史实的层面说话。证明张闻天在当时没有担任总书记，并不会削弱他在那个历史转折时期的重要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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