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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仲泉:再论遵义会议【3】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

2015年01月22日15:3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三、以遵义会议为界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个14年

对遵义会议历史意义的认识,既要放在那段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考察,还要放到整个新民主主义历史进程中进行分析。历史的发展往往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习近平在谈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 30年的关系时说:既不要以前 30年否定后 30年,也不要以后 30年否定前 30年。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个 14年,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 30年的历史进程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作为两个历史时期的转折点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点的话,那么遵义会议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点。

——其次,就两个历史时期的曲折发展而言,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 30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八年的顺利发展,接着是 10年曲折和“文革”10年大挫折一样,遵义会议前的 14年,建党之后参与领导的头 6年的大革命运动是党的历史首度辉煌,接着又遭受到大革命的失败和接二连三的“左”倾错误的曲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和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这两个转折点,都处于党的历史发展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危急关头。

——再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 30多年,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此一样,遵义会议后的 14年,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那么,怎样认识遵义会议前后两个 14年的关系呢?笔者在比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30年”关系时,曾经作了一个总的判断,即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方向校正和创新性发展。毫无疑问,不能简单地将这个说法机械地硬套上去看待遵义会议前后两个 14年的关系,但是就辩证地、历史地进行比较研究而言(既要从前往后看,又要从后回头往前看),这个思路还是可以借鉴的。

(一)先看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其后14年的影响。

一是遵义会议的前 14年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有初步认识,为后 14年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奠定了思想基础。二是遵义会议的前 14年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辛开拓,为后 14年概括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奠定了实践基础。三是遵义会议的前 14年建立广大苏区的革命实践和在苏区开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草创建设,为后 14年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提供了初步经验。四是遵义会议的前 14年对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可贵探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后 14年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和决定党的性质的三大优良作风奠定了认识基础。五是遵义会议的前 14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为后 14年形成党的第一代成熟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干部准备。

与此同时,要正确地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讲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不是要否定遵义会议前 14年党的历史。在那 14年,正确的指导思想还是主流,犯错误是第二位的。右的错误是在大革命后期犯的,不过半年左右;“左”的错误主要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只有 4年。

——讲从遵义会议开始形成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只是就其成熟性、稳定性而言,并不是说党的历史只从遵义会议才开始,此前的领导都不算数。如果这样理解,那是对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的误读。

——就是在党犯错误时期,广大党员和党领导的广大群众,还有从基层干部到高级领导干部,为革命仍然做了许多工作和巨大贡献。自土地革命战争起,开辟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革命根据地,形成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卓绝斗争中铸就的。这些革命精神永远感天动地,熠熠生辉。

——对犯错误的领导人也要具体分析,不能再固守“一错全错”的形而上学思维定势。陈独秀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前期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就是王明主持起草主张建立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也是应当肯定的。

(二)再回过头来看,遵义会议的后14年与此前14年的关系。

这后 14年也有拨乱反正、历史延续和创新性发展三个层面,即在拨乱反正、纠正错误之后,继承前 14年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和思想理论成果,总结新的历史经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具体地说:

一是实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改组,在确立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正确领导后,逐渐形成了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此,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

二是实现了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转变,经过四渡赤水,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飞越金沙江、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达陕北后,抓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倡导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战略战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了新的发展,人民军队越战越强,最后消灭 800万国民党军队,建立了新中国。

三是在总结井冈山时期和苏区时期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和把握,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四是在遵义会议时,由于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中国共产党根据面对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决定了自己的组织领导和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如果说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在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改变过去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盲目性,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原则,并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是通过延安整风,在总结遵义会议前党领导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批判“左”、右倾错误,确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开启了党的指导思想有属于自己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河。

笔者以为,以遵义会议为界把民主革命的历程划分为前后两个 14年,并且从前后两个方面来辩证地、历史地认识我们党的这段历史,有助于科学地把握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作用,也有助于更加理性地全面认识党领导的 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程。

〔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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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湘忆、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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