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3期《党建》杂志刊载署名文章：举轻若重的伟大公仆——学习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文章全文如下：
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纪念日，谨以此文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
举轻若重的伟大公仆
——学习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
李洪峰
周恩来一生信念如一、操守如一、言行如一、表里如一。学习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对于全党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根本上说，周恩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优良的领导作风，与他坚定的信念分不开。他一生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动摇，坚定中华民族腾飞于世界的信念不动摇，坚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不动摇。信念的光辉照亮了他的一生。与他伟大的奉献分不开，他70余年如一日，26年如一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经常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地工作，精力充沛，从来不知道疲倦。与他深厚的修养分不开，他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与多方面知识修养，集东西方智慧于一身，而且一生不停顿地学习，一生践行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一生坚持行重于言。更与他高尚的品德分不开，他对人民、对国家、对领袖始终忠心耿耿，越是在艰苦环境下，越是在危难局面下，越是在重大转折关头，他的大智慧和浩然正气越是充分显现。纵观周恩来伟大光辉的一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是贯穿其中鲜明的主线。周恩来在长期领导革命和建设、治党治国治军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宝贵思想财富。
周恩来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具有以下重要特点。
一、举轻若重，广大精微
周恩来日理万机，是举轻若重的大师。郭沫若称赞周恩来“思考事物的周密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如电火行空”。周恩来为了让毛泽东集中精力思考战略性和理论上的重大问题，把大量精力放在处理具体事务、具体问题上。有一次，一位曾经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问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做？周恩来严肃地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的。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周恩来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总管家，是政务最繁忙的人，但他游刃有余，举轻若重，无论是复杂问题，还是简单问题，都处理得自然流畅，井井有条，节奏分明，有声有色。中国有一句古语：“致广大而尽精微。”周恩来具有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博大襟怀，他的格局是广大的。他一生又养成了精益求精、细致入微的严谨作风，他轻中见重，以轻济重；小中见大，以尽精微而致广大。
以周恩来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解决粮食问题为例。根据周恩来工作台历的记载，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就达115次。其中1960年下半年19次，1961年51次，1962年45次。他及时审阅粮食报表，精心计算粮食安排，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从周恩来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现仍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之多。例如在《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周恩来的手迹。这些报表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是周恩来极端负责精神的生动见证，也是周恩来举轻若重领导风格的生动体现。
周恩来的举轻若重，贯穿了他的一生，既体现在他处理纷纭变幻的外交工作上，也体现在他处理繁重艰巨的国内事务上；既体现在他处理中美、中苏、中日等大国关系和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等重大国际事件上，也体现在处理周边关系的棘手问题上；既体现在处理三年经济困难调整、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等重大经济、政治、军事问题上，也体现在处理繁杂琐碎的日常工作上。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崇高威望和历史功绩，既得益于毛泽东的删繁就简、举重若轻、高瞻远瞩、战略运筹；也得益于周恩来的事无巨细、举轻若重、殚精竭虑、夙夜在公。毛泽东思想培育了几代中国人，周恩来作风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中国不能没有毛泽东，也不能没有周恩来。毛泽东举重若轻的战略决策，为周恩来举轻若重的具体落实，解决和处理一个又一个具体的矛盾、困难和问题，创造了根本前提和条件；周恩来举轻若重的具体落实，则为毛泽东举重若轻的战略决策，排除了琐碎事务的具体干扰。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两者之间的互相补充、互相依存关系也是这样明显。对于一个领导集体来说，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相结合，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最佳组合。
二、求真务实，以诚持国
周恩来在1962年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把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独具特色地阐发为四条方法论原则：“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他主张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真话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认为，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尚且如此，何况共产党的同志之间，就更应该能说真话、听真话。正因为如此，他在总结我们党领导建设的经验时，指明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是要对党的最高决策机构说真话。他这一思想和要求，对困难时期了解实情、做出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自己也以“兼听则明”、能听不同意见而著称。
1961年5月，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十年来的建设经验时，专门提出要解决思想方法问题。在他提到的六条思想方法中，有五条涉及尊重客观规律，不能超越实际的问题。其中指出：不断革命论必须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不能超越革命发展阶段；主观能动性必须与客观可能性相统一，不能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甚至蛮干，对客观可能性估计不足，结果破坏了生产力；革命热情必须与科学精神相结合，不能以感想代替政策；在实施理论和思想时，不能与现实脱节；必须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周恩来在各种实践中，尤其在指导实际部门的工作时，极其注意提倡摸索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周恩来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在内政外交事务中，周恩来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及其对事实的准确把握，都令人叹服。他经常召集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每次会前他不仅仔细地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而且对文件和材料中提到的问题都作了认真的考虑。在开会时，他从不急于做结论，而总是先问情况并提问题，且对不了解实情、不掌握具体事实的干部进行批评。同时，他不满足于书面材料和听取汇报，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向来自实际、来自基层的同志了解情况。在外交活动中，他事先对对方的情况，对谈判所涉及的材料的历史、过程和现状了如指掌，以充分的事实作论点的根据。
周恩来一生会见外宾逾千人，一生全方位、多层次地结交了无数“畏友”、“诤友”，周恩来成为人们心中最受尊敬和最受信任的共产党人。为什么呢？根本在一个诚字。周恩来以诚待人，以诚持国。大至国家关系，小至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周恩来的诚信，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
周恩来在朋友中起核心领导作用，但他从不以领导者自居。朋友们都把他看作引路人和知音，对他无比信任。著名工商界领袖胡子昂是周恩来在抗战时期结交的一位朋友。胡子昂说：“各方面人士一和他接触就敬服他——他和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令人感动，令人流泪。”他说：“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许多朋友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大学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不是空泛地讲道理，而是首先从自己讲起，他说：“讲到改造问题，我想还是先从自己讲起。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今天在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大学同学面前讲话，还有一点恐慌呢。”他接着说：“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还要学习和改造吗？是的，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如此推心置腹、开诚布公的讲话，深深地打动和感染了广大与会者，也深深地打动和感染了广大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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